玉观音(六)

玉观音(六)

来源：编辑部点击数：录入时间：07-09-14 17:07:28

    也许我毕竟年轻，新陈代谢特别旺盛，所以在两周之后我已经能够自由地下床，在病房内外慢慢地走动。当我能下床走动的当天我就要求出院，好到南德去陪伴安心。在我们遭遇了这么大的劫难和创伤之后我们迟迟不能重逢是件让人受不了的事，再说我也不忍再这么心安理得地耗尽安心家的血汗家底，在这个金钱的无底洞里没完没了地养下去了。
    　　
    我的请求经过反复争取终于得到医生和安心父亲的同意。在我正准备收拾出院的前一天，还是在清晨，天刚刚亮的时候，安心意想不到地出现在我的病房里。她由她母亲扶着走进来，她们进来时我还以为是一个新来的女病人走错了房间呢。
    　　
    安心消瘦得我几乎不敢相认，脸色很坏，苍白得近乎于灰绿。我们在我的床头，在安心父母的面前，在屋子里所有刚刚起床的病友惊异的注视下，长久地拥抱在一起。我们默默地哭着，不发一言。
    　　
    我们在那个酷夏的热潮刚刚过去之后回到了北京。安心的爸爸因为家里有事回清绵去了，安心的妈妈陪着我们回到我们的家里。她和我们一起住了一个月的时间，照顾我们虚弱的身体，还有受伤的心灵。
    　　
  心灵的复原和身体的复原一样，最有效的良药就是时间。在一个月后安心的妈妈离开我们要回清绵的时候，我和安心看上去已经健康如初。没有人再提过去的往事，家里的墙上桌上和床头，再也见不到小熊的照片和其他与小熊有关的东西。是安心把它们收起来的。她甚至还主动跟我说她在努力地使自己相信她从未有过婚姻，从未有过孩子，从未当过警察，从未经历过任何复杂的坎坷。她努力相信自己从肉体到灵魂，都是一个单纯的、未经世事的女孩。
    　　
    我知道，她在努力，在竭尽全力试图走出那个黑洞一样的阴影；我知道，她在拯救自己，她在悲痛面前已经意识到自己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她不想这么毁了自己。她试图建立继续生活的渴望，她有了自拔的念头。这样很好，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想。
    　　
    我还想，我能帮她做些什么呢？除了身体上的关怀，生活上的关怀之外，我能给予安心的，就是爱情。我比过去更加注意让我们每天的日子都充满爱意，充满无数细小的体贴，充满甜言蜜语和山盟海誓……但我们不提结婚，谁都不提。我知道，小熊尸骨未寒，提这种喜庆的事儿时间还早。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赛马俱乐部当会所的值班经理。工资每月两千出头，不算低了。衣食看病之类的开销俱乐部全包，比较实惠。安心暂时没找工作。她的性格和过去相比变化太大，总是少言寡语，喜欢一个人发愣，我想她这样子还是暂时不去上班为好。安心生活上所求不多，我挣的钱足够供给我们两人平日里简单幸福的起居生活。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安定、平和。我每天上午去上班，晚上通常八点钟以前就能回来。我和安心平时各吃各的，我公休时就和她一起在家里做饭和收拾屋子。安心像过去一样，生活上对我的伺候无微不至，连洗头洗脚穿衣服穿袜子她都一一替我动手。她大概不仅是把我当做杨瑞，同时也当做了小熊，她有时对待我的态度和语调，就像在溺爱一个幼小的孩子。
    　　
   　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唯一不同的是，安心的性格变了，我开始摸不透她。一个女孩儿你摸不透她并没什么，她不爱说话没有交流的欲望也没什么，只要你相信她还爱你。她喜欢沉默我就尽量调整自己随着她，我们每天在一起一共说不了几句话。但问题的关键是：她不快乐！我看出来了，她不快乐！她心里装了太多的心事，那些心事她没法解决也没法摆脱。她所有的笑容，所有轻松的神情，所有关于要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的表态，都是刻意做出来的，都是做给我看的。
    　　
    对她的变化，我故意不追问，不捅破。有一次她蹲在地上给我洗脚，洗着洗着自己就无声地哭了，我也不问。我只是把她扶起来，把盆子里的水端到卫生间里倒掉，然后我对她说：“你给我洗脚真舒服。”我想就是我问她为什么哭她也不会说的，为什么哭？这还用问吗！还有一次，我带她去肯德基吃汉堡，那快餐店里正巧在播放她最喜欢的那首歌——陈晓东的《比我幸福》，她听得特别专注，我买了汉堡和奶昔端到桌子上时看见她又流泪了。我依然没问，只坐下来，说：“这歌确实不错，挺好听的，你要真喜欢就去买一盘这歌的磁带吧。”安心这才惊醒似的低头擦了眼泪，说：“不用。”
    　　
    我想，还是相信时间吧，也许只有岁月光阴才能治愈她的伤，抚平她的疼，我必须耐心地等。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像我想的那么常规，我现在想想在最后的结果出现之前其实已经有了种种迹象，但这些迹象都被我忽略了。我因为相信了时间的万能而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以至于没有抓住时机防微杜渐做出及时的疏导和补救。
    　　
    那天是星期三，是我的周末，我想好了第二天要带安心去一趟怀柔的青龙峡水库的。常来我们俱乐部骑马的一位夏老板是那儿的一个度假村的股东，他常来我们会所跟我熟了让我带女朋友去他那儿玩儿都说了好几次了。我因为一直不敢占客户便宜所以光答应没真去。后来和我们俱乐部的销售经理聊起这事时销售经理反倒赞成甚至怂恿我去。他说你去你去，去了和客户就成了朋友，成了朋友就更有利于拉住他。咱们这种俱乐部靠的就是熟客，每个员工都要和客户交朋友，只要不是你自己硬要客户请你或暗示客户请你就没事。他请你好几次你不理他他会感觉你实际上不喜欢他或者摆架子，反而不好。交朋友就要有来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
    于是周末这天那位夏老板又来骑马，又问我去不去的时候，我就说好啊，就是怕麻烦您。夏老板一笑：麻烦什么，我又不陪你，你要去我帮你安排好，你们自己玩儿。我们那儿和你们这儿不是一个味儿。我们那儿全是自然风光，大山大水，非常舒服。我给你个机会拍拍你女朋友的马屁吧。我做出高兴的样子，说：那就谢谢夏老板了。
    　　
    我那天真的高兴，晚上下了班情绪高涨地回到家里，我想我们从云南回来以后就从来没有开心地出去玩儿过。我设想了在那有山有水的地方让心情回归自然安心如果高兴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我因为想象和预见到安心的快乐所以感到特别的兴奋。
    　　
    在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些第二天要带到青龙峡去的饮料和食品，还买了一盘陈晓东的《比我幸福》。我跟我们同事借了一个听，准备第二天路上给安心听的。我想起我们过去为陈晓东还拌过嘴呢，所以我就专门买了我的这个假想敌来讨安心的欢心。我想我真他妈贱，为了让安心高兴我什么都可以干。我买了那盘磁带，看到那带子的封面上印着陈晓东那张大情人似的脸，我觉得我简直像是在给安心和这小子拉皮条呢。
    　　
    我回到家，上楼开门。有点意外的是，屋里黑着灯。我回家屋里黑着灯的情形是很少见的，不知道安心是睡着了还是出去我叫了一声：“安心！”无人应答。我拉开灯，发现屋里不知为什么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干净得几乎一尘不染，每样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连厨房和卫生间都窗明台净。我有点疑惑，不知安心干吗今天把卫生搞得这么彻底。我从客厅走到卧室，这时我在我那一侧的床头柜上，看到了安心留给我的那封信。
    　　
    那封信装在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里，表面看就像是随手闲搁在那儿的一件很平常的东西。但我看到信封上摆着安心那串家钥匙，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笼罩上来，我那时怎能想到那竟是安心和我此生的诀别！
    　　
    杨瑞：
    　　
    我走了，我不再回来了。你别找我，你找不到我。
    　　
    我告诉你，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起我就喜欢你了。后来你对我那么好我真受不了，你这样的小伙子无论对哪个女孩这样好，她怎么会不动心呢！被你爱真是一种享受，我本来一直幻想能这样和你过一辈子的。你给我的这个家我真的很喜欢，当我现在要离开了我发觉我真的舍不得它。我特别喜欢给你洗头、洗脚、洗衣服、做饭，我特别想这样照顾你一辈子。我一想到我走以后没人照顾你了我就特别难过，我一想到你孤单一人在家我就难过得想哭。今天，我最后一次收拾这个家，擦每一件东西我都忍不住要流泪。这个家的每件东西，都能给我讲一段我们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大声地让我留下！但是杨瑞，我必须离开，我命中注定，不能有爱情，不能有家。我命中注定，要过一种隐姓埋名的生活。我命中注定，要孤独一人。你也许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我爱你胜过爱铁军，那感觉跟铁军是不一样的。可铁军毕竟是我的丈夫。我不能在我的丈夫死了之后，儿子又死了之后再去谈情说爱，这样谈情说爱我心里实在受不了。我觉得我应该为他们负责，为他们做一点事，甚至为他们去死！我不忍抛下他们自己去过幸福的生活。我每天都觉得他们在看着我，在看着我，在告诉我他们也想过这样安宁幸福快乐的生活。我没法安慰他们，我没法和他们摆摆手说再见！我没法转过身去再也不看他们！他们曾经是我的亲人，他们爱我，给我快乐，给我帮助，他们为我而死。我无法转过身再也不看他们！
    　　
    我知道我这样离开你是伤害了你，会让你生气的，所以我开始还是从云南跟你回了北京。我一直想忘掉过去做一个永远丧失记忆的人，但没能成功。除了我的父母，在三个最爱我的人当中，只有你还活着，你以后还会享受到很多很多的人生快乐。我相信会有很多善良美貌的女孩子爱你，你只要把我忘掉就马上会有新的幸福，想想真是这么简单。
    　　
    我走了杨瑞，我不能再陪着你照顾你了，对不起。你快点忘了我吧，越快越好。如果我们都有来世，说不定还会见面的，说不定我们会互相认出来的！那就等到来世吧。那时候但愿你还和现在一样好，和现在一样爱我。
    　　
    让我再抱抱你吧，再亲亲你吧，我心中最完美的杨瑞！
    这封信我读到一半就已泪流满面，我一边读一边哭着说：“你这是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呀……”我下意识地跑出家门，高一脚低一脚地跑下楼去，冲到大街上，我盲目地奔跑着想要找到安心走失的背影，我明知道不可能可我还是疯狂地满街寻找。夏天的夜晚，街上熙熙攘攘，很多店铺的门还都开着，华丽的灯光从那些店铺里散漫出来，把路人徜徉的面容映照得既兴奋又疲惫，既专注又漠然，既悠闲又行色匆匆……

    那天夜里我呆呆地坐在客厅的地上，一直坐到天明。我确实不知发生了什么。安心为什么要写下这样的信，为什么要这样突然地离家出走？她是不爱我了吗？可她说她爱我。她是厌倦这种像家庭妇女一样的生活吗？可她说她舍不得这个家。而且我并没有不让她出去工作。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觉得自己肯定走不出那个阴影了，或者是她没心情结婚又怕我逼她结婚，可我没有逼她呀，我干吗要逼她！她的信上没说她到底要去哪儿，她让我别找她，可她不想想她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我怎么能不找她！

    第二天我给安心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安心出走的事情。问他们事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他们我很爱安心，我不想失去她。我求他们告诉我现在我应该怎么做。我不知道安心父母的电话和通信地址，信是寄到云南清绵的群众文化馆的。我还给南德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打了一个电话，老潘的手机号码我是知道的。电话拨了几次才拨通，老潘说他以前并不知道安心有离家出走的想法，他和安心一直没有联系，他答应如果有安心的消息就立即通知我。

    八天以后，我一天一天算的，所以记得很准，安心的父母回信了。他们说他们几天前也收到了安心的一封信，信上告诉他们她想独自生活一段时间，让他们别为她担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安心的父母随信寄来了他们的联系电话和那封安心致父母的信。信短得不能再短，只有两行半字，也是说她爱他们，让他们别找她，别担心。安心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也联系过南德缉毒大队，得到的答复和我得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连着三天打电话到单位请了假，失去安心几乎令我寝食俱废，坐立不安，我无法工作无法见人。直到第四天心情勉强稳定了我才强撑着到了班上。我不工作没人养活我。上班以后我的顶头上司，会所接待部的那位女经理悄悄告诉我，说会所的林经理对我很不满意，说我这人长这么大个子了还像个小孩子似的，待人接物太没素质。

    我有点发愣，不知经理的不满所为何来，我闷闷地问了句：“我什么事做错了？”

    接待部的女经理对我一直不错，问我：“你是不是什么时候把那个常来的夏老板涮了一道？那天林经理说这事儿的时候正和夏老板一块儿喝茶呢，好像是夏老板说你什么了。林经理跟我说你的时候夏老板还打圆场，说没事没事，小事一桩，让我们别批评你。你是什么时候把那姓夏的得罪了？”

    我眨了半天眼，才恍惚想起什么来，低头说了句：“操，我真他妈晕了！”

    是的，那几天我真晕了，我不知道我的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可我又怎么跟人解释呢，我怎么能说我的爱人，我的女朋友离家出走了，不知去向了。我要说了他们肯定都会笑着说你这傻×怎么让人给甩了还发愣呢，你这男人是怎么当的！

    那些天我真是晕了，无心上班，每天上班后总是恍恍惚惚，工作净出纰漏，幸亏那位女经理事事帮我兜着帮我擦屁股帮我遮掩和善后。每天晚上，我回到家，我都不敢开灯，我怕看到这两间空荡荡的没有生气的屋子。几个月以前，厨房里还有安心忙碌的声音，客厅里还有我和小熊玩儿闹的声音。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从里屋到外屋，独对四壁。

    那些天，我几乎天天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听陈晓东的那首新歌《比我幸福》。也许因为陈晓东是男的，所以我开始总觉得那是我在唱给安心听的，是在向她倾诉我的心情：

    此刻与你相拥，

    也算有始有终。

    祝福有许多种，

    心痛却尽在不言中。

    ……

    我想，难道我们的爱情就真的这样无疾而终了吗？难道我爱的人就这样给我们的今世留下如此简单的祝福，然后让我孤单一人去苦等来世的重逢？

    那首《比我幸福》，我每天听。听得久了，发现那更像是安心对我的倾诉。我突然理解了她那天在肯德基听到这首歌时为什么哭了，她那时大概就已经有了离家出走的念头，而这首歌恰好暗合了她的心境。

    ……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再痛也不说苦，

    爱不用抱歉来弥补。

    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

    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

    ……

    对，她那时就想到要从我们的爱情中退出了，她那时就已经决定要做出这样残酷的选择，既是对她自己，也是对我。她信中说了对不起，但她那时就已经知道，爱是无法用一声抱歉来弥补的！

    ……

    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

    别管我愿不愿，

    孤不孤独，

    都别在乎，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我再次哭了，脸上热泪纵横。在黑暗中我看到了安心凝视的眼睛，她用目光告诉我，让我一定要比她幸福。让我再也别找她了，再也别管她了，别管她孤不孤独，都别在乎！我用力地看着她凝视的眼睛，用心地听着她遥远的心声，一遍一遍，如泣如诉，不断重复着那句殷殷的叮咛：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幸福对每个人的含意和标准都是不同的，对我来说，能和自己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便是莫大的幸福。
    　　
    所以，离开安心的日子就成为我从未体验过的一种煎熬，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心绪惶惶。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的幻想一天一天地破灭。我原来还曾心存侥幸，希望安心只是因一时情绪混乱而离家出走，她走几天心情平定了想我了就会回来的。我每天下班回家开门时都幻想屋里会有灯光和声响，门一开安心会扑过来偎在我的怀中，哝哝说着抱歉和想念的话。但每次把门打开时屋里都是漆黑一片寂静一片，这什么声音都没有的黑洞洞的屋子让我一次一次的，心死如灰。
    　　
    那些天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打电话给清绵群众文化馆和南德缉毒大队的老潘，向安心的母亲和老潘打听安心的下落。安心母亲说不久前他们曾接到过安心的一个问候父母兼报平安的电话，此后再无她的音讯。老潘则干脆告诉我，安心自上次伤好离开南德后就从没跟队里联系过，这儿没人知道她的消息。入秋之后我再打电话老潘的手机总是无人接听，安心母亲的电话似乎也换了，打了无数遍总是占线的声音。那占线的嘟嘟声一遍一遍地，让我的心情从烧灼渐渐变得冰冷。
    　　
    我再次给安心的父母写了信，信还是寄到清绵群众文化馆的。八天过去了，两周过去了，那信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一个月之后，邮局竟然将那封信原封退回，信封上歪歪斜斜地贴了一张打印的条子，上说：查无此人。
    　　
    我拿着那封退回来的信，足足愣了半个小时！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一天一天地麻木起来，不再期待奇迹发生。我下了班甚至不再回家，我不想一个人回到那黑暗和寂静中咀嚼凄凉。要么睡在单位，要么和同事一起出去深夜泡吧花钱买醉，醉了就大声说几个荤段子，让心痛的感觉在无痛的笑声中被酒精磨掉。我很久很久没到酒吧去了，那灯红酒绿拥挤嘈杂的地方像一个历史的标志，让我在几秒钟之内闪回了自己的过去。所有曲折坎坷，所有恩恩怨怨，都在我眼前毫无秩序地涌过，涌过之后我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醉眼迷离，混混沌沌，我恍惚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从来不曾经历任何刻骨铭心的相遇，这让我越来越渴望和放任那些深夜的酩酊大醉，因为清醒时总能找到一些知觉，包括我早已厌倦的伤心和苦闷。
    　　
    在酒吧那种地方经常邂逅的，是过去那帮半熟不熟的狐朋狗友，还有和我曾经交往过的那些女孩子。碰上狐朋狗友大家总要在一起胡侃一通，都是些无关宏旨的废话。对那些女孩子我刻意回避和冷淡她们，看到她们会让我情不自禁地进行某种对比，和安心比她们全都俗不可耐，全都让我没有兴趣。我不愿因为这种对比而再想安心。安心已经走了，不再回来了，不属于我了。我历史中的这一页，不管多么缠绵动人，已经彻底翻过去了。翻过去的历史永远不会再翻回来，我一味陷落在往事中只能是自己折磨自己！
    　　
    在酒吧我还碰见了刘明浩，只碰见了一次。他和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在一起，没精打采地喝着酒，人显得很老。他说他快和李佳结婚了，所以不方便总出来胡混。他问我现在干什么呢怎么一夏天见不着人啦。我没说我和安心去云南的那一段事，那事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我心情不好不想向任何人唠叨，不想拿自己的唏嘘去换别人的惊讶。我只是淡淡地说我现在在一家赛马俱乐部上班呢工作太忙，你朋友当中有爱好骑马的吗你介绍他来。刘明浩要了我的名片，说他就爱骑马有空过去看看你们那儿远吗。我说：不算远，出三元桥往东开车十分钟就到。他问：那安心呢，她在哪儿上班呢？你们的事儿到底办了没？我没接话，不置可否。他又说：这女孩的本事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生生把你给变了一个人，你现在也不爱出来了也不爱说话了什么事都不跟哥们儿说了我以后结了婚可千万别成你这样。我闷头喝酒，喝干了酒冲他笑，我笑着说我跟安心早吹了，真的，骗你王八蛋。他半信半疑地笑：你们又吵架了吧？你们俩都是小孩子，在一块吵架是正常事，吵吵就好了。我喊服务生拿酒，说：我们真吹了，吹好长时间了，她都走了，大概回老家了。刘明浩看我表情，有点信了：为什么呀？是你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还是因为那孩子的问题？我不说话，又接着喝酒。刘明浩见我情绪不好，就摆出一个战壕战友的架势，安慰我说：咳，我和李佳，这以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我跟你一样，弄不好到头也得吹！孔老夫子说得好，惟他妈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我和刘明浩，也有恩怨，但我们还是朋友。我也搞不清刘明浩这种人是君子还是小人，难养不难养，可交不可交。但无论怎样，刘明浩都是我人生中一个特别的角色。我的经历中出现的三个最重要的女孩子，都是因为他而认识，而交往的。
    　　
    那天我和刘明浩都喝醉了。我们半夜三更歪歪扭扭地晃出酒吧，走在马路当中拦出租车。分手时刘明浩口齿不清地冲我大声叫道：“嘿，杨瑞，想开点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赶明儿大哥再给你发一个好的来！你现在喜欢生的还是熟的，啊？”
    　　
    我挥挥手，什么都没说。我挥完了手就钻进出租车，一进车子我就吐了，吐了一坐位。司机钻出驾驶座，拉着我非要我赔钱不可。刘明浩也过来了，我们两个醉鬼和那个倒霉的司机纠缠了半天。后来我也忘了赔没赔钱，后来我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回了家，好像是刘明浩送我回来的……一切过程都忘得干干净净。
    渐渐地，醉过几次之后，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不那么要死要活了。我在赛马俱乐部的经理和同事们的眼里，又恢复了正常。他们后来也都知道我那一阵的神魂颠倒是因为失恋。经理让我做了几个星期的后勤工作，后来见我没事了脸色如常了便又让我坐回到值班经理的写字台上，每个人都为我能走出这场痛苦而感到高兴。
    　　
    我“官复原职”后的第三天一大早，会所里就来了一个客人，是个年轻的女孩儿。她一进前厅就直奔值班经理的台子这边走来，走到我面前不请自坐。我那时正接着一个电话，是一个老外打过来预订宴会的，我一面向那位在我面前坐下的女客打了个抱歉请稍候的手势，一面记下电话里那老外提出的时间、人数和有关要求，然后和他协商了价格、场地和台形等等。打完电话我暂时没有整理这份乱糟糟的记录，抬头向对面那位女客投去温文尔雅的职业化的微笑，但那微笑只“职业”了几秒钟就立刻凝固在我惊讶的脸上了。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我说：“哦，你是贝贝！”
    　　
    正是久违了的贝贝，她冲我嫣然一笑，说：“你是杨瑞。”
    　　
    我有点尴尬地，不知道该说什么。看见了贝贝就像看见了我的过去，我说：“呃……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到我们这儿是想来骑马吗？”
    　　
    贝贝微笑着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说：“不，我不想骑马。”
    　　
    我的语言和表情都有些迟钝发僵，我说：“哦，那……需要我为您做什么吗？”
    　　
    贝贝对我这一脸公事公办的客套笑了一下，说：“那我也订一桌宴会吧。”
    　　
    我马上拿出预订单和钢笔，脸上又恢复了那份“职业微笑”，表情和话语也带出相应的殷勤：“好的，请问您想订什么标准的宴会？”
    　　
    贝贝说：“你们这边是什么标准？”
    　　
    我非常麻利地作着介绍：“我们这儿宴会最低标准是两百五十元一位，最高一千元一位，不含酒水和厅室费，另需加收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布台的鲜花我们是免费赠送的，如果您是会员的话，我们不收服务费，厅室费打对折……”
    　　
    贝贝打断我：“那就订最高标准吧。”
    　　
    我把价格记在预订单上，又问：“请问您订几位？”
    　　
    贝贝说：“四位。”
    　　
    我边记边问下去：“请问您订什么时间？”
    　　
    贝贝反问：“你什么时间方便？”
    　　
    我抬头，愣住。
    　　
    贝贝大大方方地说：“我请我表姐和她男朋友，还请你，希望你能赏光啊。”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坐在我们俱乐部最豪华的宴会厅里，我第一次以贵宾的身份，享受了我们自己的服务和美味。刘明浩和李佳也来了，个个盛装华彩。刘明浩拉着我挤眉弄眼，一语双关地说：“哎，别忘了这个大客户可是我给你拉来的，你千万套住了可别再稀里马虎地给弄丢啦！”
    　　
    贝贝一起吃饭是一件开心的事。贝贝是一个性格开朗为人直率的女孩子，她的思维习惯和看问题的角度以及表达的方式，与我们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有很大的不同，但我和她很聊得来。我们吃过那顿高标准的丰盛的晚餐之后由贝贝提议，再到我们相识的那家名叫“男孩女孩”的酒吧去。我们四人挤在一辆夏利出租车里一起进城，在“男孩女孩”里几乎玩儿了一个通宵。我和贝贝搂在一起跳舞，跳得非常开心。那是我在安心走后第一次开心地又笑又跳，而且，那一夜我完全忘掉了安心。
    　　
    对，如果我能够忘掉安心的话，我应该忘掉安心！
    　　
    和贝贝在“男孩女孩”跳舞的第三天，我不知为什么，竟主动打电话到她住的希尔顿饭店，问她想不想出来找个北京老百姓去的小饭馆吃顿饭，我请客。贝贝在电话里意味深长地问我为什么想起要请她吃饭，是怕她一个人在北京太闷吗？我沉默了片刻，竟脱口说：不，是我自己有点闷。
    　　
    我说：“你有空吗？要是没空就算了。”
    　　
    贝贝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当然有空。”
    　　
    后来的那几天，我和贝贝几乎天天晚上在一起吃饭。在北京的那些还算干净的小饭馆里，我向贝贝讲述我们的北京，从名胜古迹讲到胡同掌故，讲到北京现在年轻人中流行的一切。然后，我听贝贝讲美国，讲美国人的衣食住行和家庭观念，讲在美国怎么看病怎么开车怎么取钱怎么打官司……彼此的话题对对方来说，既新鲜又充满了陌生的知识。这样的交谈使我们很快地投机起来，并且互相欣赏。有一次吃完饭贝贝把我带去了她在希尔顿饭店的房间，我们继续国内国际地聊到很晚。我告辞时贝贝在房间的门口送我，开门前我们互相说了再见，感觉彼此的声音都有些异样，然后目光都停在对方的脸上。终于，在互相凝视之后贝贝把身子靠在门边走廊的墙壁上，闭上了眼睛。我知道我应该吻她了，就吻了。我吻了她的脸，和她的唇，吻得很轻很轻。吻完之后，我说：“明天见。”

    第二天晚上我们依然在一起吃饭，吃完饭依然去贝贝的饭店聊天，聊完天依然彼此注视然后相吻，吻完后我们互相要了对方。
    　　
    第二天清晨我们醒来，没有拉上窗帘的房间投满了红色的阳光。阳光的颜色使我们赤裸光滑的身体特别好看。我们为自己的年轻和美丽而倾倒，再次互相要了对方。这是我在安心走后第一次接触女人的肉体，不知为什么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和女孩做完这种事之后隐隐有种羞耻感。我觉得我对不起安心。
    　　
    就在那天早晨，贝贝陪我到酒店三楼的咖啡厅去吃早餐。在早餐结束前她向我提出了跟她去美国的建议。我看出贝贝是认真的，在那个早晨她已决定终身相许。
    　　
    一周之后，贝贝走了，回美国去了。我们频繁地互相通信，通电话，信和电话的内容主要是说些想念爱慕的情话，另外就是说我赴美手续办理的进展情况。贝贝说爱慕想念的话比较直接，那些话总是说得火一般热烈。我说得则比较含蓄，比较温，不那么直露。贝贝为此总抱怨我对女孩子太冷，但同时又说就喜欢我这样的性格。她把我对她的反应当成了性格。她说这样更男人气，很酷。贝贝讨厌饶舌和表现欲太强的男人。
    　　
    也许只有我自己扪心可知，我对贝贝那些表示爱意的话语说出口时有多么勉强，多么言不由衷。我不是不喜欢贝贝，而是禁不住总要揪心地追问自己：你不是爱着安心吗？你现在还爱着安心吗？
    　　
    但我知道我应该走，我应该背井离乡走得越远越好。我不是不爱安心，是安心逼我走的。是她对我们的爱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留下一纸诀别然后不知去向。我留在北京留在我们的家里我无法摆脱安心的笼罩，我要想忘掉一切得到新生就必须远远地离开这里，就像安心当初离开云南来到北京也是为了躲避痛苦为了蜕变求生一样。
    　　
    我应该走，这是一个机会。
    　　
    秋去冬来，在入冬后下第一场雪的那天早晨，我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的新机场起飞，在空中左偏右摆地绕了半个圆圈，然后校准方向，向东飞去。我从椭圆形的机窗竭力往下看，想再看一眼下面被化雪弄得潮湿变黑的故土，但窗外云遮雾障，什么也看不见。
    　　
    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待在家里一整天没有出门。我把我和安心共同使用过的每一样东西，能见证我们曾经相爱并且曾经生活在一起的每一样东西，包括小熊的衣服和玩具，都翻出来看。我久久地注视和抚摸它们，为安心，也为小熊，掉了最后的眼泪。然后，我又将它们一一放好，放到安心走的那天它们各自所处的位置。
    　　
    我像安心离开时一样，把屋子认真打扫清洁了一遍，然后，也给安心留了一封信。我写信的时候固执地想，她也许终有一天会回到这里，会看到满屋的灰尘和摆在床头柜上的这个没有封口的信封。
    　　
    安心：
    　　
    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吗？
    　　
    明天，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七号，我就要乘飞机去美国了，永远不回来了。除非你要我回来！我本来想把我这一生都给你的，但你不要。我本来想让你一辈子都过幸福的生活，但这已经不能吸引你。你有你自己的选择，可惜的是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你究竟选择了什么。你给我留下了我无法克服和摆脱的痛苦，你和这世界上任何女孩都不一样，你能让我难以把你忘了！所以我必须走。我要走得远远的，去一个绝对陌生的地方，好忘掉你，就像你忘掉我一样。
    　　
    不写了，我要哭了，我不想再为你哭了。我至今都不敢相信我们竟然这么快就分道扬镳各自去过截然不同的生活，从此再无关系！这是真的吗？也许只有到了明天飞机载着我离开地面的那一刻我才会相信这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还会见面吗？等到我们都老了，还会想起这里吗？还会想起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这个小屋子里来看看吗？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吻你的，不管你有多老。如果那时你还想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重新开始咱们的生活，我会同意的。不管那时我在哪里，是贫穷还是富有，有无家室和儿孙，我都会来的！我会告诉我的家室和儿孙，我年轻时曾有一场刻骨铭心的爱，这场爱我不能忘记！我想作为我一生善待他们的补偿，他们会放我来的！
    我写到后面还是哭起来，我像个小孩子那样流泪和抽泣。我把我这么多天来所要倾诉的绝望与幻想，连同我的眼泪一起，落于纸上。我把绝望幻想和眼泪统统叠进信封。信封摆在平时安心睡觉的那一侧的床头柜上，没写抬头和落款。
    　　
    那天晚上我坐出租车去了刘明浩家，我把一套我家的钥匙交给他请他保管。安心如果回来找我找不到的话，我想她会来问刘明浩的。在我的朋友中，只有刘明浩和她相熟。
    　　
    刘明浩接了钥匙，笑笑，提醒道：“你既然跟了贝贝，可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呀。”
    　　
    我不说话。
    　　
    刘明浩也就收了笑，又问：“跟你爸告别了吗？”
    　　
    我摇头，说：“没有，我不想让我爸知道我出国了，他知道了非把这套房子要回去不可。那是我和安心的窝，我想留着。再说，说不定什么时候贝贝对我腻了，我在美国人生地不熟的要是呆不下去，我还得回来呢。”
    　　
    刘明浩点着头，嘴上却说：“咳，你怎么想这么多。”
    　　
    我说：“也许真是长大了，成熟了，什么事都不那么一往无前了。好的时候要想想坏，出发的时候要想想退路。女人都是善变的。”
    　　
    刘明浩又点头，嘴上却笑：“咳，我看你都快神经了，都是安心惹的祸。”
    　　
    第二天还是刘明浩开车送我去了机场，路上看我沉默寡言，便说了好多鼓舞的话：出国是好事，学本事见世面。再说你要是真成了贝贝的老公，那生活上就算是一步登天啦。回头到贝贝家的产业里再谋个一官半职的，将来有权有势了可千万别忘了爱国，别忘了这边还有一帮啃窝头的穷哥们儿哪，我们还指着你到时候回国投资发我们一点生意做做呢，我今天把话先垫上，你要回来可别忘了！
    　　
    其实，刘明浩不知道，我去美国，就是为了忘掉所有的人。
    　　
    但愿我能忘掉所有人！
    　　
    美国对我是新鲜的，贝贝的家对我是新鲜的，这里的一切，从里到外，都是那么陌生。这陌生的环境果真使我忘掉了过去，过去的人和事，都变得特别遥远，但是，除了安心。
    　　
    我很早就预感到来美国可能是一场失败，因为我忘不掉安心。在美国的生活尽管与我过去的生活毫不相像，但每一个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的细节，都让我联想到安心。时间越长我越发疯地想要看到和摸到我家那两间小屋里存放着的和安心有关的那些东西，我的思念因为找不到展开的环境和寄托的物件而显得无着无落而显得异常痛苦起来。
    　　
    某日，我和贝贝在一间华人开的商店里购物，我突然看到货架上放着一盘似曾相识的ＣＤ光盘，是陈晓东的《比我幸福》，我立即买了，并且立即催贝贝回家。回家后我一连几天一遍一遍反复地听那首歌子，弄得贝贝都禁不住奇怪起来。
    　　
    她也听，但听不出所以然，她说：“这歌子好听吗？我认为很普通嘛。”
    　　
    贝贝哪里知道，这是安心给我的祝愿。现在在我听来，在我这个身处异国他乡尽享豪宅美食的人听来，也像是我对安心的祝愿和期盼：
    　　
    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
    　　
    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爱不用抱歉来弥补，
    　　
    别管我愿不愿，
    　　
    孤不孤独，
    　　
    都别在乎，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
    我听着这首歌，站在窗前，看着洛杉矶阴沉的天空，那时我第一次地想到，我得回来！我回来了。
    　　
    我站在南德清冷的雨中，我看到南勐山浮云游动，我走进火车站附近一家临街的杂货店，我拨了缉毒大队队长老潘的手机。
    　　
    老潘的手机关着。
    　　
    缉毒大队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安心经常说起的那个院子在什么方向。
    　　
    半个小时后，我站在了南德市公安局大楼外传达室的窗口前，我递上我的身份证，求见公安局政治处的方主任。
    　　
    传达室盘问了我半天，问我认不认识方主任，我如实说不认识，我是想通过他寻找一个人。还好，传达室的人同意让我进到一间不大的上访接待室里，过了一会儿从楼里下来一个人，告诉我方主任不在，开会去了，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方主任认识的，是个年轻女同志，她叫安心。
    　　
    来人让我稍候，便回楼里去了，没用多久又回到接待室，同行还跟来另一个人。他们进了屋一起问我，问我是干什么的，跟安心怎么认识的。我说我是她的未婚夫，是她爱人，她半年前离家出走，我是来找她的。他们问你怎么能证明你是安心的未婚夫。我说缉毒大队的潘队长和吴队长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认识我，我去年夏天还在这里治过伤呢。
    　　
    那两位干部互相对视一眼，把我带进楼去，带进楼里的一间小会客室里，让我稍候，还给我倒了杯热茶。这次让我等的时间比较长，等了大约一个小时。一小时后从屋外进来几个人，其中一个我当即认出来了，是缉毒大队那位姓吴的副队长。
    　　
    吴队长也一眼认出了我：“对，你是杨瑞。”然后他把我介绍给另一位中年人，“这是我们政治处的方主任。”
    　　
    我和方主任，和吴队长，握了手。他们让我坐下，他们隆重认真的样子让我心里有了希望，我想他们肯定是知道安心的行踪的，不然干吗一起出来见我，总不会是想向我打听她的下落吧。
    　　
    方主任先问我：“去年你们是怎么分手的，因为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她留了一封信就不见了。”
    　　
    “信上怎么说？”
    　　
    “她说她不能在她丈夫死了，儿子死了的情况下再跟我谈情说爱，她说她要为他们负责。”
    　　
    那位方主任和吴队长对视一眼，两人都沉默了片刻，片刻后还是由方主任开口，点头说道：
    　　
    “对，据我们知道，她确实是这个想法，所以她回南德来了。她希望继续从事她一直热爱的公安缉毒工作。”
    　　
    我的心，在听到这句话时，一下子舒展开了，我终于找到了安心的下落！我笑一下，说：“我想到了，她在这儿，我早就想到了，她不在老家，就是在这儿！我一直打电话给潘队长的，还打电话给她的父母，可他们都不告诉我，都说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吴队长插话：“这是根据安心同志本人的要求，可能她不希望你再来找她吧，可能她怕影响了你以后的生活。”
    　　
    我快乐地沉默了一会儿，说：“能让我见见她吗？”
    　　
    吴队长看一眼方主任，不说话。方主任迟疑一下，开口道：“小杨同志，我知道你是很爱安心的，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尊重她的选择。她回到了战场，选择了战斗，而且很不幸，她在去年秋天的一次缉毒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南德市人民政府已经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我们知道你和她曾经有过一段恋爱关系，但我们没有找到你，所以，安心同志牺牲的消息我们只通知了她的父母。她的遗物、她的烈士抚恤金和烈士证书，按有关规定都交给了她的父母……”
    　　
    那位方主任，循循善诱地讲了很多很多，我仿佛只听见了牺牲二字，我反复辨别着那两个字的含意，我钻心地想要挖掘出那两个字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含意。我低着头，我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我不想让我对面的这些警察们，看到我奔涌的眼泪。我的两条腿在椅子上用力地夹紧，想控制住身体因为哭泣而带来的颤抖。我的整个脑子一下子空空荡荡，全身肌肉因为互相撕扭而深刻地疼痛，我用变形的声音恳求他们：“没有，没有，她没有牺牲！我要见她！你们让我见她……”
    　　
    在这场阴雨之后的下午，他们带我去见安心。根据安心父母的意见，安心和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六位缉毒警察和武警战士一起，葬在了南勐山下的革命烈士公墓里。他们的墓前，专门立了一块半人高的纪念碑，上面用半文半白的语言，镌刻着对那次战斗的记述，以及这七位烈士遭遇恶敌英勇无畏的壮举，言简意赅。我看到烈士依序而列的名字中，第二位就是安心。那两个字镌刻得既俊秀又苍劲，很像她的写照。我用手抚摸着那两个字，那字上还残余着雨后的湿意。我双膝跪在安心的面前，用我滚热的嘴唇轻吻了她的名字。那名字很冷，没有生气。
    我不想再痛哭流涕，我不想让身后的警察们看到，也不想让安心看到我心里的血迹。我怎么能想到在我又回到酒吧，又回到刘明浩那帮人的夜生活里的时候，在我和贝贝每天都共进晚餐并且在她的饭店留宿的时候，安心已经无声地躺在这里。我相信在这个和北京远隔千里的肃静的墓穴中，她一定听到了我们的欢笑，看到了我们的缠绵，她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一定是难过得哭了。
    　　
   　尽管她说过：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可我还是屈膝跪在她的墓前，久久不起，并且向她深深地一拜，我说：“安心，对不起。”
    　　
    我能说的只有这句话：对不起。我本想让你比我幸福，和我一起幸福，但我做不到了。
    　　
    我知道，你是希望我幸福的，你说过我比你幸福，才值得你对自己残酷！你说过的！
    　　
    从公墓返回市区的路上，我问陪着我的吴队长：“安心牺牲前，留下什么话了吗？她有遗言吗？”
    　　
    吴队长说：“没有，他们是在一场遭遇战中牺牲的，事前谁也没有预料的。”
    　　
    我本想问：安心死得惨不惨。但我没问。
    　　
    吴队长说：“我们潘队长正在外地办案子，他刚才打来电话，听说你来了，劝你节哀。另外，他也希望你能理解安心的行为，她的行为是很崇高的，我们每一个熟悉她的人，都应该为她感到骄傲。”
    　　
    对了，我想起我和安心曾经聊起过关于崇高的话题，我们那时对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和做作的崇高，还是能够感动的。比如老潘给安心讲的那个在沙西公路上开加油站当情报据点的无名英雄的故事，还是足以令我们佩服和崇敬的。但那时连安心在内，我们崇敬英雄却并不打算仿效英雄，我们并不打算去从事那种公而忘私的伟大事业，我们并不打算走进一个圣坛去做“普罗米修斯”式的勇士。那时我们正准备结婚，我们对未来的世俗的幸福生活正在幻想不已，我们更喜欢更感动的可能是“少年维特”式的浪漫与忧伤。那时不要说我，恐怕连安心也不会想到，在我们置身事外隔山看云地闲聊崇高伟大牺牲奉献之类话题的几个月后，她自己就真的身体力行地走上了这样一条壮烈的道路。
    　　
    尽管，我算不上安心的亲属，我和她尚未结为正式的夫妻，但公安局那些安心的领导们，还是让我享受了烈士遗属的待遇，免费安排到公安招待所里住下，而且由吴队长出面，态度正式地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有任何要求，既然安心的遗物她父母已经带走，我想去看看她工作过和生活过的地方，那些地方我经常听她说到的。另外，你们是否知道她父母现在去了哪里，我也想去看看他们，我对他们负恩未报，我应该去看看他们。
    　　
   　吴队长马上陪我去了缉毒大队，看了安心的办公室，看了她使用过的办公桌，她坐过的椅子。还带我去了她的单身宿舍，看了那间临河而建的吊脚楼。那间吊脚楼至今空着，尚未分给别人居住。我站在窗前向对面望去，看到了烟雨迷蒙的南勐河，却看不到对岸那片如火如荼的木棉花。
    　　
    关于安心父母的地址，吴队长说，他也不知道。我问：潘队长知道吗？吴队长没答，只说：潘队长不在，他在外面办案子。一时回不来的。
    　　
    我没有再问。
    　　
    我在南德住了两天，在这两天时间里，我一个人又去了那间吊脚楼，去了南勐山上的那间茶水店，去了上次我们去过的安心和铁军住过的那座居民楼，还去了我和安心一起住过的那个由宣抚司署改成的旅馆。我去了安心在南德的所有值得记忆的场所，不是告别，而是凭吊。我想我爱安心，我会永远怀念她，这些地方，我以后一定还要再来的。
    　　
    在我离开南德的那天清晨，我带了一束前一天买好的鲜花，再次去了南勐山下的革命公墓。连天的阴雨已经停了，但公墓里的每一块石板路和每一座墓碑上，都还是湿漉漉的，就像我心里难以干涸的眼泪一样。公墓里没有人，墓碑与墓碑之间，阻隔着雨后清晨的雾气。我找了半天，才找到安心和那六位烈士的墓地。我把那束鲜花放在碑前，然后默默地站了很久。尽管周围没有人，但我还是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从心里流出来，我在心里轻轻地对那墓碑说道：安心，我的爱人，我的妻子，再见。
    　　
    告别的心声刚刚落下，我似乎就听到了墓碑里有了回应，像是有人一步一步向我走来。走近时我听出那声音来自身后。我头去，我看到我的身后，站着老潘。不知为什么，看到老潘我的眼泪忽悠一下，终于掉下来了。
    　　
    老潘目视着我，他插在大衣里的右手慢慢地拿了出来，伸到我的眼前，五指一松，手里有个东西掉出来，掉到半空中停住了，那东西上有两根细细的红绳，还在老潘的手上晃着。
    　　
    红绳的另一头，悬着一颗玉观音！
    　　
    透过清晨的雾水，我看到了观音菩萨玉面端庄，眉目依稀，光泽依旧，神态宛然。
    　　
    老潘的声音，穿透清冽的雾气，哑哑地传来，在安静的墓园中，几乎带了些天籁似的回声。
    　　
    “安心告诉我，如果你来了，就把这个给你，她说给你你就会明白的。”
    我双手接过那只玉观音，那大慈大悲的玉观音让我的身心有了一种觉醒般的感动。我亲了那块淡绿的玉石，我说：“我以为，她没有留下话来……他们原来都说，她没有遗言。”
    　　
    　　老潘沉默片刻，墓园里除了我吞咽泪水的声音，安静得有如灵境。老潘的话语，也犹如遥远的空谷足音，那足音环绕不绝，像一个巨大无边的声场，把天地间的一切，统统笼罩在其中。
    　　
    　　“她走的时候说，她唯一牵挂的，唯一觉得对不起的，除了她的父母，就是你。她说，她只有拜托这块玉石来保佑你了，她让你别等她，她请你一定要过得比她幸福！”
    　　
    我的泪珠挂在脸上，不再流下去。那泪珠和我的眼眸一样，凝固了半天，才听到了我的喉咙里发出的疑问。
    　　
    “安心没有死，对吗？”
    　　
    老潘没有回答。
    　　
    他没有回答已经是一种回答。我恍如梦境地，再问一句：“她还活着，对吗？”
    　　
    老潘终于又开了口，他说：“她让我告诉你，过去的那个安心，已经不在了，她让你别再找她了。现在她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我冲上去，揪住老潘的衣服，我说不清是激动还是愤怒，我冲他大声地吼叫：“你们把她弄到哪儿去了，你们又让她隐姓埋名去干什么？她不愿意干的！我知道她不愿意隐姓埋名地过一辈子！她跟我说过的！你们把她还给我！”
    　　
    老潘又高又大的身体在我的撕扯下纹丝没动，他平静地说：“我也不愿意她干的，这是她自己的意愿，是她的决心！”
    　　
    我僵住了，我的手慢慢地松开了，我知道老潘说的是对的，老潘是从不让安心靠近任何危险的，他对她像对自己的女儿心能离开我重返战场，显然是下定了牺牲一切的决心！
    　　
    老潘轻轻整理了一下被我扯乱的衣领，声音苍老地说：“我这一辈子，真正敬佩的人不多。”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她算一个！”
    　　
    我转过身去，毫无方向地向雾气中走了两步，又茫然地站下来。我抬起手，仔细地端详着手心里的玉观音。玉观音善良的形象，似乎代表了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母性，代表了母性宏大的慈祥和悲悯。我知道我应该高兴，不管怎么说，安心还活着，她在干她情愿为之献身的事业，她必定也会从中体会到幸福。我们以前就聊起过的：那种真正崇高的人，心中必定充满和洋溢着伟大的幸福！
    　　
    老潘的声音在我的身后，变得温和起来，那声音像一个父亲在询问自己的儿女，他问：“你敬佩她吗？”
    　　
    我没有回答，我把象征着安心的那颗玉观音戴在脖子上，塞进衣服里，贴身地在心口上摆正。我说：
    　　
    “请您告诉她，我回北京去了。我会一直守着我们的家，我会一直在我们的家里，等着她！”
    　　
    我擦去脸上的眼泪，一个人走出了寂静的公墓。我回到招待所拿了我的东西，出门往火车站走去。出门时招待所服务台的一位老同志叫住我，问道：“喂，小伙子，早上缉毒大队的潘队长来找你，找到了吗？”
    　　
    我回到了北京。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赛马俱乐部重操旧业，我每天努力地工作，晚上再也不去泡吧蹦迪和下饭馆。为了多挣一点钱，我还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我省吃俭用，每个月都汇一千块钱给南德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托他转寄给安心的父母。她的父母显然被公安机关转移到其他地区保护起来了。警察有警察的规矩，他们不便把地方告诉我，但老潘答应把我的钱和心意都转交过去。如果他就是安心的联络人，我想这些情况安心也应该是知道的，她一定是知道的！因为老潘在和我以后的通话中，再也没有劝我别再傻等了。当然他也从来没有向我透露过关于安心的哪怕是一点极其微小的消息。这是他们的纪律。
    　　
    所有的同事、朋友，连同我的父亲，问到我又找女朋友了没有，我都说找了。他们一律做出惊讶好奇的神情，问道：哟，什么样儿啊，怎么也不领来让我们看看？我就说：她不在北京，在外地呢。他们当然还要刨根问底：在外地？她是干什么的？我就说：对不起，她干什么的保密！
    　　
   　我想，总有一天安心的组织上会让她退役的，只要她不死，他们总有一天会让她享受一下她应当享受的安定和平的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要等她！
    　　
   除了一周两次去挣那份家教的钱之外，我每天下了班都按时回家。我睡觉时总要摘下那颗被体温焐热的玉观音，端端正正地摆在身边空着的枕头上，象征着安心与我同床而眠。每天熄灯前，我从不遗忘地要把卧室和客厅之间的那扇门敞开来，我怕睡着了万一听不见深夜响起的敲门声。

9 7 3 1 2 3 4 5 4 8 :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发送好友：

| 加入收藏：

责任编辑：编辑部文章作者：海岩

评论加载中...

■发表评论

版权声明：文章作者授权我站发表其作品，同时本站协助作者将作品向其他媒体投递发表，文章版权归我站和作者共有。未经授权不得随即转载我站文章。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转载要求：在得到转载授权后，转载之图片、文件，链接请不要盗链到本站，且不准打上各自站点的水印，亦不能抹去我站点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