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观音(五)

    一个小时之后，在市区一个僻静的小吃店里，在一壶清茶的两边，她和这位李全富见了面。一见面她就认识了，这是在人民医院太平间工作的李师傅。
    　　
    他们面对面坐下来，没有太多寒暄，李师傅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摆在桌面。安心一看，什么都明白了。刚才与铁军告别时没有掉下的眼泪，这时扑簌簌地掉下来了。
    　　
    是那颗玉观音。
    　　
    李师傅喝了一口茶，只说了一句：“他家里人，不同意他带这个走。”
    　　
    安心拿起那颗玉观音，放在手里抚摸，那上面一根细细的红绳，依然崭新如初。她说：“麻烦您了，李师傅。”
    　　
    李师傅看看她怀里的孩子，放在地上的箱子，问道：“你这是要出门去？”
    　　
    安心说：“对，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再也不会回到广屏来了。”
    　　
    安心确实是这样想的：她再也不会回到广屏来了。
    　　
    这一天的下午，在小吃店和那位好心负责的李师傅分了手，安心再次登上一列北上的火车，开始了她执意经历的真正的旅途。在三天三夜拥挤嘈杂和疲惫不眠的跋涉之后，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清晨，她到达了北京。
    　　
    北京，一个令她向往、仰慕和印象深刻的城市，这里曾经有她永远不会忘掉的蜜月之旅。她不奢望北京能给她什么成就和事业，像她这样一个身份不详，来历不清，学无专长，拖儿带女的外地人，即便能在这种人才济济的国际化大都会里勉强安身，也肯定无法立命。她来北京只是因为北京和她之间的距离，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足够遥远。她只要在这里有个立锥之地，生存一时，她相信自己就会忘掉过去，就会得到脱胎换骨的蜕变。所以，北京对她的意义是一种大隐于市的躲避，同时，北京也能让她改头换面，也能重新给她另一种生活的激情。
    　　
    她来北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她突然想起在这儿还有一个熟人。这个熟人是武警跆拳道队的一位按摩师，以前在保山地区体校跆拳道队当过她的体能教练的那个老头儿。
    　　
    她上次来北京度蜜月时到武警跆拳道训练队的驻地去看望过她的这位老师，她还有印象那地方在西单附近的一条街上。她到北京之后先在丰台区一个半城半乡的河边上找了一处六七平米的农民房，每月八百元钱还包括房东帮她看孩子。安顿了住处和孩子之后，她就跑到西单那一带去找，地址丢了但记忆还在。可她到了西单以后没想到西单全变了，有了很多新建筑，有了过去没有的大片的绿地，路也变宽了。她站在街口，有点找不着北。她三找两找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那个训练馆早就搬了，搬得不知去向。她又辗转找了三天，快绝望的时候才找到武警跆拳道队的新址。她在那幢崭新的训练馆里找到了一位认识这位老教练的年轻教练，年轻教练告诉她她要找的那个按摩师已经不在这儿干了，他得了癌症让他儿子接走了，现在可能还住在安贞医院呢。安贞医院就在安贞桥那边你坐出租车的话司机都知道。其实安心肯定是坐不起出租车的，她打听了路线连步行带坐公共汽车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了安贞医院，在三楼拐角的一间拥挤的病房里看到了那位垂死的老教练。她跑到医院来显然已经不可能再求老教练帮她找什么工作，她来仅仅是为了看望他一眼，为了尽一点师徒的情分。
    　　
    老教练的状况还好，还能跟她说话，甚至，还能用手写字。他居然颤巍巍地为安心写了一封短信。信是写给他一个学生的，他的学生也在一个跆拳道馆当按摩师。信上说他快死了，临死前再托他一事，就是帮他一个干孙女找份工作。他把这信叠好交给安心的时候安心掉了眼泪，她这一刻突然觉得她还是很幸运的，她这一生中遇到了太多的好人。
    　　
    安心走出医院，站在街边，在连天阴雨后猛然露面的炫目的阳光下，展开了那封说不定将成为绝笔的恳托信。那信的底部写着一个歪歪扭扭笔划变形的地址，还写着可以抵达那个地址的公共汽车的线路。
    　　
    她乘了那路公共汽车，找到了那个地方。那是一个用大铁门关起的大院子，院子里还有楼。铁门的一侧挂着一个竖匾，上书：京师业余体育运动学校；还挂着一个方牌，上书：京师跆拳道俱乐部。

    两个月之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安心拎着一把墩布在京师跆拳道俱乐部训练厅的窗下走过，从高高的窗外斜射进来的日光像雾一样笼罩了她的全身，渲染出一片幻境般的朦胧。在窗户的对面，刚刚集合列队的一批初来乍到的学员，用快意的目光追随着她的形影，其中就包括我和刘明浩肆无忌惮的眼睛。我第一次在京师体校跆拳道馆的训练大厅里看到安心的一年之后，也就是在我和钟宁分道扬镳的一周之后，我把安心以及她可爱的儿子小熊接到了我的家里，开始了我们的同居生活。
    　　
    这次和安心同居与上次我崴了脚无赖似的硬逼她住下来伺候我的那次完全不同，这次和安心正式地住在一起，几乎像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宣言，是我们双方都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自觉的选择，是一个舍此便得不到更有力表达的对对方的承认，是一个能让我们得到彼此的安慰、爱抚和依靠的方式。这样的生活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让我突然间变得像一个大人那样老成起来。
    　　
    每天早上，安心会早早地起床，为我们做饭，我起来帮小熊穿衣服，和他咿呀学语地说话。然后，我们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先不收拾桌子，把锅碗瓢盆和残渣余孽留到晚上再说。安心匆匆赶到三环家具城去上班，我和她同路，带着小熊到家具城附近的一个居民楼里，把孩子交给他的“奶奶”——一个儿女在外膝下荒凉特别慈善的老太太。那老太太为我们看孩子收费低廉，主要是图个孩子和她做伴儿得些晚年的快乐，就是我们不给钱让她白看她都愿意，但不给钱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
    　　
    每天送完孩子，我就出去找工作。我必须工作！因为我要养活安心和她的孩子。当一个你爱的人需要你时你会觉得非常充实和带劲儿，那是一件能让你激动不已的事情。这和我过去对工作的看法和心情截然不同。过去我曾习惯于无所事事，也曾渴望过出类拔萃，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及现在的感觉来得高尚。
    　　
    开始时我并不知道找工作从心理上说就是一个自尊心被反复折磨摧残的过程。我的相貌英俊，有大学文凭，口才经过一些锻炼，也见过一点世面，求职面试时基本上能做到落落大方，举止有度，不会有脸红见生口齿木讷的情形发生。我原以为，以我这种条件，即便不是商家必争之才，也不会没人待见找不到事做，因此不免踌躇满志。跑了几家公司才知道，现在缺的只是计算机软件工程师、高级财务、金融工商管理等屈指可数的那几类专业人才。哪儿都缺。像我这种专业不热，空有一张文凭的大学生只能算一般性人才。一般性人才可就太多了，哪儿都淤了。如果没有熟人提携，我自以为得意的那点学历和优点，在人家眼里，其实狗屁都不是。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不断降格以求，甚至还到一家电脑公司去干了几天“蓝领”，就是整天搬运那些死沉死沉的电脑。对外说起来是这家电脑公司供应部的管理员，但每天干的都是纯体力活儿。后来我发现搬电脑和搬白菜搬大米搬木头之类的工作其实差不多，性质上没什么区别。我干了三天看出来他们需要的也就是一个劳动力，便当机立断把这家公司给炒了。时代变了，前些年总说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挣钱多，学电脑的不如酱猪头的发得快，现在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卖体力的怎么也不如卖脑力的更来钱！
    　　
    我不得不去找过去在国宁公司工作时认识的一些关系，找了两家马上停下来。这些公司都是拿国宁当大客户捧着的，都知道我跟钟家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恩怨纠葛，都知道我是傍了钟家小妹又跟另一个女人偷情瞎搞结果让钟家给一脚踢出来的傻×。我在这些人眼里的形象是个活该倒霉的可怜虫，不值得同情。而且对我这种是是非非不清不洁的人物大家避之惟恐不及，我倒贴钱白干人家都不一定要我。
    　　
    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我的人。包括刘明浩，也包括我爸。刘明浩我呼过他三次，不回；打他手机，接电话的是一女的，外地口音，我一听就是刘明浩廉价雇的那个小秘书，问了半天你是谁，我说了我是谁她马上就说刘总不在，出差去了。我知道刘明浩就在边上，能感觉到的。我本来想说：你叫他回来呼我。但想想还是算了，何必呢。
    　　
    我去找我爸，可我一看我爸那丧魂落魄的样儿我什么也不能说了。我爸在我辞职不久，也被国宁公司解聘，理由是江苏籍民工和河南籍民工在工地上打架。打架的事儿其实根本扯不上我爸一点责任，说管理不严也该找那帮建筑公司的人说去。但我爸没有申诉，谁不明戏这不过是欲加之罪，反正是要炒了你说什么都成。我爸虽然老了但这点眼神儿还是有的。他一点不恨钟宁和钟国庆，他恨的是我。
    　　
    安心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她的人，她在北京唯一的故旧，她的那位启蒙教练得了癌症，半年前终于不治，死在医院里了。她每月从家具厂拿两百元底薪，其余的就全靠销售提成。卖得好到月底能提个八九百，最高一个月提了两千六，卖不好提个三五百就不错了。提两千六那个月安心还寄了一千五百块钱给潘队长。上次小熊得急病高烧不退，老潘恰巧到北京出差，把随身带的一千元差旅费全垫上才勉强让孩子先住上了医院，这也就是我在京师体校路口看到安心向老潘掉眼泪那个晚上的事儿。后来老潘又寄了五千元给我，还了安心向我借去的那笔医药费。那五千元中有三千元是缉毒大队给局里打报告为安心申请特批的补助，另两千元是老潘、老钱，还有队里其他一些同志凑的。安心一直就没还上。
    　　
    我和安心的同居生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与艰难，而这也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快乐最激情的一段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从相爱中得到力量，感受幸福。无论多么不顺，从不抱怨对方。每天早上分手时，都彼此鼓励，我们的信念就是我们都为对方而活着，而努力，因而精神上倍加充实。白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不快，都会想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都会盼望夜幕降临早早回到自己的小窝中。每天晚上，我们彼此依靠着，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着在沙发上睡去的孩子。为了节省电费我们关了灯，不开电视，就这样坐着轻声交谈。有时什么话都不说，只是默默地坐着，安心把头枕在我的腿上，我们互相触摸着对方的身体，心里就充满了幸福和安宁，充满了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高尚和纯洁，还有那么一点点悲壮。

    如果不算孩子的花费，那一段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总是控制在两百元以内，我们常常靠吃咸菜度日。安心说这种苦日子她反正过惯了，可杨瑞你吃惯了山珍海味一下子没营养了怎么能行。我说没事儿我身体底子好，我以前就这么瘦跟营养没关系。那一段粗茶淡饭我倒没觉得营养跟不上，晚上几乎天天不拉地和安心做爱。我以前要是喜欢哪个女孩儿，那肯定是还没跟她上过床呢，一旦上过床了对这人也就淡了，甚至就烦了。我不知为什么竟能对安心的身体有如此经久不衰的迷恋。
    　　
    我们每天做爱，我们的做爱因为彼此已经完全了解所以能够尽情尽兴，每次都特别和谐完美充分满足质量极高，只是需要压抑着声音尽量不吵醒孩子。我充分体会和理解到精神快感在性爱中的独特作用，我明白了没有爱的性交所得到的那种快感与我们现在每夜所感受到的高潮简直无法比拟。这种心灵的享受是我过去在花花公子的时期绝对体验不到的。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总也找不到比较适合的工作，只好拉下脸面再去干一些体力活儿。后来连搬运电脑这种工作都过这村没这店了。我后来到出版社搬过书，到副食品批发站搬过饮料和啤酒，到供电局搬过电缆……总之我需要挣钱！我需要每天筋疲力尽面色苍白一身灰土地回到家让安心从心眼儿里疼我！
    　　
    那时候我心里头如果没有疼，没有爱，没有被疼和被爱的感动，我肯定不会在这样的苦难中坚持。脏和累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那种因为工作无着无落的焦急不安和外地民工似的低贱感。有一次我往一个名叫“星期五”的餐厅送啤酒，在门口碰上了过去追过我的一个女孩儿，她正一身名牌地和一帮时髦男女过来吃饭，见了我这样子都认不出来了。“哟，这不是杨瑞吗，你怎么这德行了？”我都听不出她的口气是属于真诚还是调侃，“我听说你辞职了，怎么着，是不是现在做上啤酒的生意了，还是在这儿体验生活呢？”
    　　
    我笑笑，毫不回避地接应着她和她那帮朋友上下打量的目光，我说：“没有，是生活体验我呢。”
    　　
    没错，是生活体验我呢，看我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是累、饥饿、失落感，还是面子。这些我都度过来了。尽管我和安心对待这种生活心理上还是不同的，她比较自然，安贫乐道，没有受难感，有一点好事便真的觉得开心幸福，而我始终觉得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一切不能预料也从未经历的苦难和艰辛，都是上帝对我们这场爱情的磨砺和考验！
    　　
    在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中，最难渡过的一个关口就是孩子病了，和上次一样，又是高烧不退。我们半夜三更抱着他去医院急诊，诊断出高烧的原因也和上次一样，是先天性的胸膜炎发作。医生说孩子得住院治疗。和上次一样，住院押金最少三千，少了不收。我和安心束手无策，情急之下，万般无奈，我一跺脚，拉着安心抱着孩子就坐车到团结湖找我爸去了。
    　　
    我和钟宁分手之后，我和我爸只见过一次，吵了一架之后不欢而散。我爸那次喝了几口闷酒气急败坏说了些伤我人格的话，还辱骂安心，我当时差点发誓从此再也不来见他。可现在安心的孩子病成这样，安心急得光剩下掉泪的份儿，我作为她的男人，只有放下脸面放下自尊屈膝俯首再次去敲我爸的家门。
    　　
    我们坐车到了团结湖，我本想让安心和孩子在外面等我，但那天下了雨，他们在外面没地方呆。再说我也担心我爸就是有钱也不借我，索性让安心抱着小熊一起上楼，我想让我爸看看这孩子都病成什么样了。
    　　
    但是一敲开门我的心就寒了一半，我爸又喝酒了，半醉不醉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安心，先是发了愣，没反应过来这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是谁。我说：“爸，这是安心，她孩子病得不行了，您能不能帮帮我们？”
    　　
    我爸脸涨红了，他不知是气坏了还是喝多了，那张脸不仅红着而且歪着，他的口齿含混不清但声音特大，发泄着积蓄已久的恶气。
    　　
    “我帮你们，谁帮我呀？杨瑞你还是我儿子吗？你爸爸现在没工作没饭吃了你管不管？我就这么一点退休金我连窝头都快吃不上了你年轻力壮的还来?哧我，你让街坊四邻听见还不得把你骂死！”
    　　
    我压着火，我忍着气，我说：“爸，这孩子得了急性胸膜炎，要不赶紧治有生命危险，您就帮帮我们，救救他吧。”
    　　
    我爸看也不看孩子一眼，也不看安心一眼，但他指着他们，冲我嚷嚷：“这是谁的孩子，是你的吗？是咱们老杨家的孩子吗？啊！连你现在都不像是老杨家的人了，老杨家的人干不出你这种事儿来！”
    　　
    我终于急了，也抬起了嗓门儿：“我干什么事儿了？我干的事没什么丢人的！”
    　　
    “你不觉得丢人是吧，你不觉得丢人我觉得丢人，我丢死人啦我！人家都说这女的不是正经东西不是正经东西，你不是不信吗，不信怎么就冒出这么一个孩子来？你说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整天抱着到处转悠什么！你是越腥越往身上蹭，蹭了一身还往家里给我带。那孩子不是你的你也有脸往家里带，你真是不觉得丢人啊？我都丢死人啦！我他妈丢不起这份人！你赶快领着他们给我滚！”
    　　
    我真是气急了，冲上去揪住我爸，我那样子大概像是要拼命了，但我除了喊叫一声“你说什么你”之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安心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拽我，她急得直喊：“杨瑞，你松手！他是你爸，你松手杨瑞！”
    　　
    我松了手，我爸顺势一巴掌过来，抽在我的脸上，同时大喊大叫：“你他妈不是我的儿子，你为个女人你敢打你爸爸！你这是畜牲！”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全身颤抖地扭身跑出了门，跑出了这个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屋子。
    　　
    安心跟着我跑出来，我们的身后还响着我爸失去理智的叫喊：“你有骨气就别回来，我不认你这个儿子，你也没我这个爸爸，算他妈我白养了你二十年，白养了你二十年！”

    我跑到了街上，雨水把脸上的眼泪打散了，但眼泪还是不断地涌上来，糊住了我的视线。雨中的街道、车辆和行人，全都像罩在厚厚的玻璃罩子里，影影绰绰，模糊不清。安心追出来了，她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抱着孩子，在雨中艰难地追过来。我站在４０３路公共汽车站空无一人的遮阳篷下，全身湿透地拧着头，不想让她看见我的眼泪。安心过来了，依然机械地撑着那只红色的布伞，她说：“杨瑞，你为我跟你爸爸这样，我心里特别难受，要知道他是你爸爸，生你养你二十年了，可我，我什么都不是。我和这孩子，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转过身，抱住她，我抱住她和她怀里两眼无神身子发烫的小熊。那红红的雨伞从我们的头上一歪，滑落下来，我们谁也没去拾它。我紧紧地抱着他们，不说任何话。一辆４０３路公共汽车进了站，从上面下来几个人，然后车门关上，开走了。我仍然紧紧地抱着安心和孩子，我把我的脸贴在她的肩头上，我能感到她肩头上微微的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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