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观音(五)

玉观音(五)

来源：编辑部点击数：录入时间：07-09-14 17:07:28

    　　
    我终于站在这座宅院的门前了，这院子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和平易。我凝视着那两扇用铁皮饰角的院门，早已油漆斑驳，露出几分破败之相，几分物是人非的凄凉，但门前两侧石鼓上那一对雕刻精致的小狮子，张牙舞爪的姿态表情却依然神采奕奕。四周很静，一如安心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与尘嚣隔离的地方。
    　　
    我用手击门，门上发出一种陈年古旧的声音，我大声问道：“有人吗？”
    　　
    院子里有了些零乱的响动，那响动很快归结为一串踢踏的脚步声，随后门“吱”一声打开来，门轴的响声经典得完全像电影里特意做出来的音效。
    　　
    　　开门的是个年轻人，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我微微欠身表示打扰，问他知不知道原来住在这里的一位姓安的人家搬到哪里去了。那年轻人作思索状：姓安的？这时从院里又走出另一个人来，是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接了话说：“你是找原来住在这里的安大夫吧，他们去年春天就搬了。”
    　　
    我说：“我知道，请问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老者说：“他们搬到县群众文化馆去住了。不过听说现在也不在那里了。”
    　　
    我问了去群众文化馆的路径，然后谢了这座院子的一老一少两个新主人，再然后我透过那扇只开了一半的院门，向院里投以匆匆一瞥。这院子曾是安心的家，这地方就是安心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院内的一砖一瓦，院外的一草一木，都在我心里激起些冲动和遐想，我几乎分不清这些东西究竟是满足了还是更加撩起了我对安心的思念。
    　　
    我找到清绵群众文化馆的时候，正是这里开午饭的时间，工作人员都回家吃饭去了，馆里几乎没人。这是一座半新不旧的两层砖楼，楼不大，门口却挂满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招牌。什么图书馆、联谊会、研究会、辅导站之类，大概都是群众文化馆的分支机构。这楼里大多数房门都锁着，没锁的也空着，偶尔见到有人匆匆交臂而过，一问安大夫和他在这儿工作的爱人，都是一脸茫然。我在楼里转了半天毫无所获，怏怏出来走到街上吃饭。就在文化馆斜对面一间很简陋但很干净的小铺子里，吃了一碗豆汤和半斤永昌烙饼。吃饱后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又再次返回文化馆，这次我直接去了文化馆的馆长办公室，堵住了一个刚巧从办公室里出来正在锁门要走的女干部。

    女干部听了我要找的人，有几分警惕地上下打量我。我猜到她的警惕所为何来，连忙出示了我的北京的身份证，表示我是从北京来的是安大夫女儿的同学，到这儿是来找安心的——您知道他们现在住到哪儿去了吗？
    　　
    那女干部查看了我的身份证，还对了对我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否同为一人。我的身份证和我那一口地道的外地人一般模仿不来的北京口音让她消解了怀疑，但她的回答仍然不能让我满意。
    　　
    “你找安大夫对吧，他们搬走了。他爱人也不在我们馆里工作了。”
    　　
    “什么时候走的？”
    　　
    “走了……有好几个月了吧。”
    　　
    “他们去哪儿了？”
    　　
    “这我不清楚，好像是离开清绵到别的地方去了吧。”
    　　
    “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不清楚，没有跟我们讲。”
    　　
    女干部把身份证塞还给我，行色匆匆地走了。我疲惫地站在楼道里，心里空空的。安心在清绵的父母，是我要找到安心的主要线索，我想不管安心是否回到他们身边，他们应该都知道女儿的行踪。
    　　
    我再次走出文化馆的这幢小楼，站在街上发呆，我的整个行程到此一刻，已全然没有了前进的方向。我想了半天，毫无目的地再次从县城走回到安心家的宅院，我没有再去敲门，而是沿着院子后面那种满了高大笔挺的秃杉树的山坡，沿着那山坡上一条残石依稀的悠悠古道，走向我常会梦见的那片山间的平湖。我在湖边眺望着对岸的草坪，草坪在阳光下显得极其开阔。阳光把草坪尽头那一线参天大树的阴影，全力地向后压去，让那片如果走近肯定会发现极其深邃壮观的原始森林，变得渺小而可亲。
    　　
    直到太阳西斜，我才从那高山平湖的岸边返回，再次经过那座北方式宅院，院里还未升起炊烟。我在通往县城的归途中一再回首凝望，竭力把黄昏中这片最后的即景与以往的想象合并，同时把留恋的目光遗落在那座院子的青砖灰瓦之上。我脑子里居然有了那么一个荒唐的闪念，我想如果我找不到安心，我也许会搬到这个地方，在这院子的附近住下来。
    　　
    我回到清绵城，穿过两山夹峙的街市，穿过曾扼“三宣六慰之咽喉”的古城门，再援铁索大桥穿越天堑清绵江，在天黑前返回火车站所在的那个弹丸小镇。我从随身带着的旅客列车时刻表上，找到了深夜将至的一列火车，那是从昆明开往南德的７７５次普快。
    　　
    我想，除了安心的父母之外，唯一还有可能知道安心去向的，只有南德公安局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
    　　
    时间还早，我在车站前的那个杂货店里，买了一包饼干，拿着，并没有打开来吃。我的肠胃在苦闷和茫然的压抑下，几乎没有蠕动的乐趣。我拿着那包饼干，坐在车站小小的候车室里，背上的背包显得很沉，但我也懒得解下它来。我就这么坐着，一直坐到夜幕降临，坐到夜深了我才走到站台上，嚼着饼干去等那辆唯一在这个小站短暂停靠的夜行列车
    　　
    南德我是去过一次的，那是去年夏天将至的季节，我和安心一起回了一趟云南，我们当然地去了南德。除了南德之外，我们还去了昆明和北邱，那时我们正兴高采烈地准备结婚。
    　　
    那时我刚刚获释出狱，我和安心都沉浸在胜利重逢的喜悦之中。我们决定结婚，再没有什么能够阻碍我们正式结为一体的事情！我们都想过，认真地商量过，无论我们的父母——主要是我爸——是否同意，是否接受；无论安心是否二婚是否有孩子；无论我们有没有钱有没有经济上的能力，我们都决定结婚！我们一定要结婚！就在现在，结婚！
    　　
    安心从清绵带回的全部二十八万元现金，为营救我出狱花得只剩下不到三万元了。她打电话给她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要结婚的想法，也说了钱的事。安心的爸爸妈妈在电话里祝贺了我们，她妈妈还和我通了话，她声音里那种母性特有的辞感，令人感动。她说：“你是杨瑞吧？你知道吗，安心非常爱你，她爱你胜过爱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除了她的孩子，就是你，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能爱她吗，像她爱你一样？”
    　　
    我说：“能！”
    　　
    她说：“你能爱她的孩子吗？”
    　　
    我说：“能！”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传来了安心母亲隐约的啜泣，她克制着哽咽，说：“我的这个女儿，太苦了……我知道你也很苦，你们能相依为命……我真的要好好地祝福你们！”
    这位母亲哭起来，说不下去。我把电话交给安心，我在一边听着她们母女互相劝慰，说着相信我的话。我心里默默地想，我一定会对安心好的，一辈子都不会变的！
    　　
    关于那笔剩余的钱，安心的父母让我们留下来做结婚之用，但我不同意，我坚决主张安心把钱寄回去。安心在电话里和母亲商量再三，争执再三，终于按照一个妥协的办法，我们留下一万，另外将近两万元钱，由我和安心一道，去邮局寄回了清绵。
    　　
    在安心的劝说下，我去看了一下我爸。一是告诉他我出来了，没事了，平反昭雪了，没给他，也没给我们老杨家丢什么人。二是告诉他我要结婚了，希望他能同意。还好我爸那天没有喝酒，脑子还算清醒。但言谈话语之间，能听出他的大脑长期受酒精毒害，已大不如前。他才五十多岁，说话就跟七八十的老头儿差不多，语无伦次的。关于我无罪平反一事，他大发感慨，大骂法官检察官昏庸无道，并竭力鼓动我去告他们。我爸说：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白整了大半年，物质上的损失咱们不提，提了让人看不起，这精神损失名誉损失不能不提，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都有法了。国家政府办错了事儿，照样得赔，现在民告官净是告赢的。
    　　
    关于我要结婚一事，我爸没有明确表态，但口气上是同意了的。他先问：你够岁数了吗？我说够了，男的二十就能结婚，我过了年就到二十四了，安心也快二十三了。他沉默，就是不说赞成的话，最多说，你都快二十四啦？你十七八的时候我就管不了你，更甭说你都二十四了。你什么时候真听过我的？你妈在的时候你听你妈的，你妈不在了你听你自己的。你小时候还有点怕我，怕我你也不听我的，现在连怕我都不怕了。
    　　
    他这么说，我也不吭声，我们父子之间现在已说不出太多亲热的话来。沉默了一会儿我觉得挺难受，就说：“爸，那您歇着吧，我先走了，以后有空再来看您，等日子定了就告诉您。”我把安心让我带的两瓶白酒和一兜水果放下，就告辞。我爸站起来，送我到门口，他终于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你们结婚，我也没什么准备的，钱你爸爸给不了你们。你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我本来想把它和我住的这一套并起来跟单位换一套大的。你们要结婚的话我就暂时不换了，给你们先住吧，你们结婚也不能住街上去。”
    　　
    我说：“谢谢爸爸。”
    　　
    我爸说：“你还知道谢我呀，懂礼貌了是不是，不用谢，你别气我就成了。”
    　　
    我父亲在门口最后说的这几句话，等于是同意，至少是承认了我的这门婚姻。
    　　
    后来我爸还打电话来问我们结婚打算在哪里办，办几桌，提醒我别忘了请谁请谁。我告诉我爸，我们勤俭办婚事，不打算摆多少桌了，我们旅行结婚去，等回来给亲朋好友发发糖就行了。我爸说：“哦，也好，安心是二婚，又带着个孩子，不大操大办也好，你们就自己出去转一圈悄悄办了吧，别人要问起来我就说你们早结了。”
    　　
    我爸这话让我心里挺不高兴的，可我没说什么，自己消化了算了。
    　　
    是的，我和安心决定，谁也不请，结婚是我们自己的事，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都行。
    　　
    但我和安心一起，请那位精明能干，不苟言笑，但最终帮我们打赢了官司的女律师吃了顿饭。我们手头再紧，也还是找了个相对体面的地方——“星期五”餐厅，来表达对她这份“救命之恩”的谢意。尤其是安心，坚持要体面一点地请她吃这顿饭，她和她似乎已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我说：要真想体面咱就豁出去上饭店酒楼吃鱼翅鲍鱼去，我过去常吃，哪儿好哪儿不好，哪儿便宜哪儿贵全都门儿清。安心愣了一会儿：鱼翅鲍鱼？那要多少钱？我笑笑，答：“简单吃吃的话，咱们三个两千以内拿下来了。”两千？安心吓一跳，吃金子呀！我说，两千块钱三个人吃那些玩意儿，还真吃不着好东西，鱼翅只能吃散翅碎翅和发过了头儿的小鲍翅；鲍鱼只能是鲜鲍而且还只能吃十六头的……安心说那咱们还是吃别的吧，体面也不一定非吃这些呀。
    　　
    于是我们选了“星期五”，那是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老外也喜欢去，因为那地方的气氛对中国人来说很时尚，对外国人来说很怀旧。外国人吃饭比中国人更讲体面，但他们的体面讲究的是环境和餐具，以及喝窖陈了多少年的酒，而不是吃什么。外国人还不爱吃什么鱼翅鲍鱼海参鱼肚以及其他滋阴壮阳黏了吧叽的玩意儿呢，吃这些全是中国人的讲究。
    　　
    那顿饭我们三个人才花了三百元多一点，吃得挺快乐。律师年龄比我们大六岁，基本上还算一代人，因此挺有共同语言的。
    　　
    何况光是回顾这个案子，庆贺我们三人共同的这场胜利，聊聊这中间所有有趣的和深刻的人与事，就有聊不完的话题。
    　　
    吃完饭后，坐着喝饮料的时候，律师突然结束了回顾，向我提了一个有关下一步的问题。

    她说：“杨瑞，从法律上说，钟国庆和钟宁的做法应该属于诬陷，完全构得成诬告罪和伪证罪，你愿意不愿意起诉他们
    　　
    我愣了一下，说：“行啊。”
    　　
    律师说：“刘明浩、边晓军，还有复审的时候其他几位证人的证言，实际上已经足够认定他们这个罪名了。现在需要的是要有受害者提出诉讼，反告他们，把程序启动起来才行。”
    　　
    我看一下安心，安心低头想着什么，没表态。我对律师说：“行，我起诉他们！”
    　　
    律师更正说：“起诉他们是检察院的事儿，但受害者可以向检察院提出诉状，要求起诉。写诉状和联系证人这些事我可以替你们做。”
    　　
    律师也看一眼安心，安心始终沉默。律师转脸对我说：“你们回去商量一下，决定下来的话，你们找我。”
    　　
    我说：“行，肯定还得再麻烦你。”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们在餐厅门口分了手，律师打出租车走了，我和安心找车站坐公共汽车回家。时间太晚我们也就不去接小熊了。安心给小熊的“奶奶”打了电话，和小熊在电话里说了好半天再见晚安之类柔软缠绵的话，然后和我一起坐公共汽车晃晃悠悠地回了家。
    　　
    回家之后，安心收拾床。收拾完床她走到客厅，问我：睡吗？我一看表还不到十一点，猜想她今天晚上大概需要我。我出狱的头几天和安心天天做爱，常常一天两次甚至三次，白天也做，好像一下子做伤了，都觉得再做就该生病了。于是这几天我们开始老老实实地休息，晚上睡觉只是互相抱抱，但不做，都困了就互相亲一下互相说睡吧晚安，然后就跟老夫老妻似的各自睡去。我从安心此时的口气眼神中，感觉到她今晚又想要了，于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去卫生间漱了口，然后上了床。上床前直接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安心还穿着胸衣，也上了床，靠近我平躺着。我也平躺着，好像都等着对方主动碰自己。等了半天，安心一动不动，像在想什么事儿似的，我耐不住刚想伸手到她胸前，安心突然开口问我话了：
    　　
    “杨瑞，你真想去告钟宁吗？”
    　　
    我沉默了一下，才说：“啊，她也应该当一回被告了吧！”
    　　
    我们又都沉默下来，良久，安心再次开口：“你告她我没意见，我是担心你和我不一样，我反正和她不认识，没任何情分，只有仇恨，可你和我不一样，你们过去是情人。”
    　　
    我说：“谁跟她是情人呀。你是不是以为我和钟宁还有感情啊？你没事儿吧！”
    　　
    安心一声不响了，停了好一会儿，又说：“人是感情动物，感情的事说不清。我不是说你和钟宁现在还有感情，我是说，你们过去在一起，毕竟有过美好的时光，有过互相关照，互相惦念的时刻，这些东西是你的经历，难道能说忘就忘吗？经历是你抹不掉的东西。”
    　　
    我说：“你不会认为我现在还留恋过去的生活，还想着钟宁吧？”
    　　
    安心说：“没有，我是说我的体会，就像我对毛杰，也谈不上爱他，他贩毒，我也知道是有罪，可你让我去告他，去让他死，我心里还是有障碍，我不忍这样！我总会想起我和他的过去，过去有很多美好的时刻，我会想到他过去对我好，他过去是怎样怎样照顾我。很多细节平时本来想不起来的，可到这时候就都想起来了。”
    　　
    我笑一笑，抬起身子看安心，我摸摸她的脸，说：“那是你，你是女的，女的都是多愁善感，心太软，什么事情都自己扛，我们男的可不这样。”
    　　
    安心依然一动不动地平躺着，看我。窗外的灯光透过纱帘，把她的眼睛映得发亮。那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她说：“好，只要你想清了，心里不别扭，那你就去告，我当然没意见。”
    　　
    我说：“你真没意见，那刚才律师说这事儿的时候你怎么不吭声？”
    　　
    安心说：“我不会主动让你去告她的，我不会。要是你真生她的气，想报复她，而去告她的话，我不反对。但我不想劝你逼你去告她。因为我知道她是你过去的女朋友，我不想让你有一丝半点的不忍心，不自然，还非要做。做过以后时间长了心里头又难受，又后悔，我不想你这样子。”
    　　
    我躺下来，没再说话。我会像安心说的那样吗？我不敢肯定。但反过来想，如果我走上法庭，面对我昔日的情人，去告她入狱，让她受苦，我会由此而特别快乐吗？这一点我似乎同样不敢肯定。
    　　
    我想到当初钟宁告我的时候，我在法庭上那么心平气和地看着她，而她却毫不手软，她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要置我于死地！我看出她因此而有快感，而得到满足！想到她那时在法庭上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的样子，那一脸恶毒的得意，我突然警告自己，我不能像她那样，我不能像钟宁那样生性残忍，那样穷凶极恶，那样没有宽容之心，我不能做那样一个没有一点档次的人！
    　　
    那一晚上我和安心谁也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做什么亲热的事，我们各想心事，直到睡去。

    第二天我给律师打了电话，我说我不打算告钟宁钟国庆了，算了，放他们去吧。律师好像早有预料似的，并不惊讶地问我什么？是不是怕他们财大气粗后门多告不下来？我说不是，我不想再跟他们告来告去的，我和钟宁毕竟有过一段感情，她过去对我也不错，就算是我回报她吧。律师没再多说什么，她只说：好吧，反正你自己拿主意。停了一下，她突然又说：杨瑞你是个挺棒的男人！我笑笑，问：怎么这么说？她答：从你那时候跟我说你要辩无罪，我就挺佩服你的。为了清白，宁可坐牢，一般人都不会这么选择。光看你的外表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男人，包括你现在对钟宁，你这么处理挺给人分量的。尽管我不赞成，但我理解。我也理解安心为什么要这么拼了命地救你捞你了，我想她是值得的。
    　　
    我和律师通完电话，心里有种胜利感。我把我不再起诉钟宁的决定跟安心说了，安心很平静，既不表示赞赏也不表示遗憾，只说，哦。

    除了我们请律师吃饭之外，我们还和刘明浩吃了一顿饭。是刘明浩请客，再三约我们去的。我本来并不想去，刘明浩在法庭上当着我的面说瞎话，他明知道他这么作证我就毁了，可他还是这么作证。他那天作证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看我。他这个证把我们从小到大多年的交情差不多一笔勾销了。我还能没皮没脸地去吃他的饭吗？可安心说：刘明浩是做生意的，他是不敢得罪国宁公司。咱们别要求他那么高了，也别记这个仇了，这个仇你也报不了，何苦总记在心里恨他呢。再说他也帮过你，他这些年帮你不少忙了。他害你这一次算是扯平了吧，不然你且要记他的恩呢。何况他后来又帮你作了一回证，要不然你还出不来呢。
    　　
    那顿饭是在东方花园饭店里吃的，在饭店里吃饭环境气氛好，比在酒楼吃显得档次高。刘明浩在这儿订了一个单间，点的全是这家饭店拿手的上海锦江菜。开始我们见面时都有几分尴尬，不过很快就好了。刘明浩第一杯酒先主动谢罪，说：“哥哥有对不住弟弟之处，先喝一杯自罚。”他一仰而尽，抹着嘴说：“我这人就这优点，知错就改，我原来没想到我说那么一句：不记得了，就能把我弟弟给判了，我想咱们国家的法院还不得明察秋毫啊。结果杨瑞一进去可把我急坏了，我他妈悔死了。我心说我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我弟弟给弄出来。正好安心又来找我，我们一拍即合。是哥哥让你进去的哥哥也就必须得让你出来！来，这第二杯是给你接风的，喝了它，压压惊。”
    　　
    我们喝了酒，不容我和安心插空说话，刘明浩还没说完似的又接着说：“不过人也说了，没结过婚的男人不算男人，没进过监狱的男人不算真正的男人。杨瑞，你这半年没白进去，我看得出来！你过去整个儿还是一孩子呢，今天我一见你一看你这眼神儿，就看出不一样了，成熟多了！”
    　　
    我笑道：“那你什么时候也进去一回，也当一回真正的男人。”
    　　
    刘明浩一愣，解嘲地笑笑：“我呀，我先学着做个普通男人得了，我正准备着结婚呢。”
    　　
    接下来他又大骂钟宁钟国庆，说现在好多人都准备告他们呢，国宁公司缠上了好几起官司，法院检察院也在查他们诬告我的事。咱们国家法律都有规定的：诬告反坐！不过钟国庆在上面的关系多，也许能摆平也说不定。可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总这么黑早晚要轮到恶有恶报的一天！
    　　
    吃完了饭，安心拿出三千块钱来，还给刘明浩。小熊生病时我们借了他四千，后来我去龙都第一个月挣了钱以后还了他一千，现在我们手里有钱，理应还齐了。刘明浩喝完酒的脸红彤彤的，使劲把钱推回来，嘴里嚷嚷着：“嘿嘿嘿，你们干吗，这不是骂人吗？”安心诚心诚意地说：“这还是你卖了股票借给我们的，你已经亏了，我们连利息都不付，再连本儿都欠着，实在过意不去。”刘明浩说：“见外见外，我和杨瑞，谁跟谁呀，这钱就算我跟我这小老弟赔罪的吧，要不我心里难受！”
    　　
    他硬是不收，安心无奈扭头看我，我把钱接过来硬塞在刘明浩怀里，我说：“你让我们轻松一点好不好，欠着人家的钱我们俩睡不着觉。”
    　　
    刘明浩见我态度坚决，换了个理由还想把钱塞回来：“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吗，这钱就算我做大哥的送的份子好了，省得我另给你们买东西了。”
    　　
    我不接，说：“一码是一码，这样吧，反正你也快结婚了，你现在要是送我们东西，到时候我们也得送你，送来送去何必呢，不如咱们说好了，情义到了，礼就免了，怎么样？”
    　　
    刘明浩知道拗不过我，只好把钱装进手包里，苦笑着说：“你结婚那份礼我无论如何得送，哪怕我送了你不喜欢扔了去呢。”
    　　
    说实话，我真是不想让刘明浩送礼，不光他，谁的礼我都不想收。这半年官司吃的，还有前一段找工作那个费劲儿，我算深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世界上人和人要是没有一点亲缘关系还能亲热来亲热去的，本质上肯定都有一根利益的纽带，纯感情的事儿太少了，有也别信。
    　　
    在这个观点上，安心就显得比我宽容和善良。她说你也别把人都看得那么委琐，好像谁要帮你一个忙一定是别有用心似的，这样看也太绝对了。过去我在南德缉毒大队工作的时候，我们潘队长和钱队长对我都不错，好多人都帮过我的忙，难道都是有利可图？
    　　
    我解释不了她的经历和体会，词穷地说：“南德我不了解，我是说北京，说大都市，哪个大都市不是物欲横流。”
    　　
    安心对她的生活体验也很执着：大城市比我们南德和我们老家那种小地方，是商业化了些，但我相信，人的内心总有善良美好的一面，总有爱心。爱心就是无私的，否则就不叫爱心。
    　　
    我不再跟安心争辩，她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她，各存己见算了。我们的观点不同缘自经历不同，也缘自人性的不同，我想安心是自己太善良了，所以才觉得别人也善良。
    　　
    我承认我不像安心那么善良，但我喜欢善良，愿意和善良的人在一起生活或者工作。我想如果我和安心今后真能天长地久的话说不定我也会变得和她一样善良的，可能也和她一样，吃善良的亏！我和安心决定结婚，我们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我们的家人。我们同时决定，要与我过去梦想中那浩浩荡荡的迎亲场面完全相反，我们的婚礼要简单，秘密，不事声张，不邀请任何亲友和任何嘉宾。这个婚礼的参加者只有三个人，安心，我，还有小熊。
    但我们没有决定婚礼举行的地点，关于地点我们争论不一。
    　　
    我主张在北京，就在我们现在的家里。这个家不仅是我们的居所，而且理所当然地，将成为我们的新房。而且，仔细想想，它还是我们爱情的诞生地。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客厅里，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一述平生的不眠之夜，发掘了我们彼此的爱意。
    　　
    安心的主张则有些犹疑不定，开始她希望在老家清绵，后来又想去南德，但这两个地点显然都不适合。去清绵举行婚礼因她的父母和那么多乡里乡亲，显然无法做到简单秘密。而且，安心父母也未必愿意女儿在这么多父老乡亲面前带着个孩子举办婚礼，这对他们来说当然不是个有面子的事情。去南德结婚更不现实。因为安心是经组织决定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离开南德的，现在要是大模大样地回去而且还要操办喜事的话，那不是有毛病吗？她的组织肯定不会同意的。而且在熟人多的地方办喜事怎么可能不招摇，不张扬，悄无声息？
    　　
    在婚礼的地点没有商妥之前，我们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我和安心一起，先回一趟云南。

    因为我们必须回一趟云南。我们要是想结婚就必须到安心的户口所在地去开一张证明，这是到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必备续。
    　　
    我们选择了四月阳光明媚的一个普通的日子，带着我们的孩子小熊，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动身启程。这次出门远足在我们的心情上，几乎就是一次幸福快乐的蜜月旅行。
    　　
    京昆线上风光无限，我们情绪高涨，一路有说有笑，其乐无穷。特别是小熊，那时说话的能力突然大见长进，每天都有新词儿从他咬字不清的嘴里蹦出来，把大人搞得一惊一乍。特别有意思的是，谁也没有教他，他居然能毫不犹豫地自然而然地冲我叫爸爸。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扭脸对安心说：“我操，你听他叫我什么呢？”安心装傻反问：“叫你什么？”我疑心道：“是不是你教的？”安心马上矢口否认：“我从来没有强迫你当他爸爸的意思，我干吗要教他。”我说：“你不是没听见吗。”安心一愣，然后一笑。
    　　
    我也一笑。
    　　
    其实，在我和安心的关系中，一个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小熊，就是我和小熊的关系。这问题显然是安心最担忧最关注的，也是我最要注意、最要小心处理的。应该说，小熊是个招人喜欢的孩子，但喜欢他逗逗他跟长期和他生活在一起，承担起类似于父亲的责任，完全是两回事，感觉完全是两样的。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孩子是个气氛，他会制造欢乐并使这个家更有家味儿。在大家都没情绪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心里烦躁而小熊又不听话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讨厌他。比较复杂的是，我必须隐藏我的脸色，在小熊又哭又闹蛮不讲理的时候我也必须忍气吞声，更不能打他骂他，连大声的教育都不行，原因只有一个，我不是他的亲爸爸！尽管安心一再说，杨瑞他不听话你该骂就骂该打就打，可要是我真骂了真打了她又该心疼了。光心疼还没什么，弄不好她会疑心我对孩子不亲。怎么叫亲呢？安心对小熊的某些亲法简直就是娇纵，我本来就不赞同的。而且，就算我是他亲爸爸，爸爸和妈妈管孩子的角色和角度本来就应该不同。可恰恰因为我不是他亲爸爸，所以在对待小熊的态度上我不能表现得与安心有任何不同！
    　　
    我总是这样告诉自己，重要的不是我如何教育孩子，而是如何首先让孩子接受我。所以孩子突然叫我爸爸我多少有些惊喜，我把这事看做是孩子主动向我示好，因此我作为大人理应做出积极的反响。我的反响就是在这个旅途中把父亲为孩子任劳任怨的那一面，尽情地表演出来。
    　　
    我对小熊越好，安心就对我越好，我和小熊稍有，或可能有矛盾的时候，也是安心最紧张的时候。为此我不得不整天全神贯注地呵护及讨好小熊，再困再累只要小熊要跟我玩儿我装也要装出乐此不疲的样子来。这个样子有时让我幸福有时让我挺累。面对孩子我才发现自己真是长大了，懂得了克制和责任，不能像过去那样高兴不高兴都挂在脸上，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我们在昆明玩儿了一天半，看上去像合家旅游似的。旅游是一件大家都高兴的事，我得尽量让安心和小熊都能开心，因此顺着他们。我从小到大，脾气从没这么好过，除了在石林逛商店时和安心发生了几句小小不然的口角外，我觉得自己已经俨然是这世界上最优秀最难找的丈夫和父亲。
    在石林的几句争执是因为一个叫陈晓东的家伙。搞不清他是香港还是台湾还是什么地方出品的一个流行歌星，我以前没想心这样正统的女孩，也会俗到迷恋这种完全是刻意包装出来的装酷装纯的小男人。她在商店看上了陈晓东新出的一盘磁带，可能是盗版的，叫《比我幸福》，执意要买。我不同意，这是我和安心交往以后唯一的一次反对她买某样东西。我讨厌磁带封面上那张故作性感的脸和脸上那挑逗性的表情，而且这首歌的名字也有点侵犯我——怎么叫“比我幸福”呢？凭什么比我幸福？我对安心说：“买它干什么，这不是浪费钱吗！”安心看我半天，没搞清我是真生气了还是随便一说，她说：“买吧，我喜欢听他的歌。”我悻悻地说：“你怎么俗到这地步了，喜欢他什么？喜欢他这张脸吗？”安心看一眼那封面，居然说：“对呀，挺好看的。”我狠狠地一笑：“噢，我说呢，花一盘磁带的钱，就为了买一封面，你觉得值吗？咱还养不养小熊了？”小熊这时成了我的武器。安心愣愣地看我，她大概没想到我其实是为这磁带上的封面人物吃醋呢。她不解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明白。”我抱起小熊，扭脸走了，我说：“小熊，我心疼你。”

    那盘带子安心终于没买，但脸上是不大高兴了。她大概以为我是为十块钱而这样小气呢。她跟在我后面，把心里的不快挂在脸上。我回头看她一眼，心想：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又输给张铁军了。她肯定想起来还是张铁军更成熟，在小事情上不像我这样斤斤计较的，肯定。
    　　
    转到卖珠宝首饰的地方，我想把安心的脸色缓和下来，便主动讨好地停下脚步，在那些琳琅满目的漂亮的首饰前驻足流连。安心的目光果然也被那些金银钻翠吸引住。比起陈晓东，也许女孩子更喜欢的还是这些东西。我对安心说：“咱们结婚，按说我应该送你结婚戒指的，可我现在没钱买，怎么办？”
    　　
    安心笑一下，脸上果然缓和了，她说：“那你就送我一个信物吧，随便什么，能代表你的心就行。”
    　　
    信物这东西在我的概念中，应该是一件象征性的物品，总要有点品位的，而且不能太实用，也不能太便宜。我搜索枯肠，想来想去，想不出我手上有什么合适的东西能当此任，于是暂停思索，反问安心：“既然是信物，那你也得送我，你送我什么？”
    　　
    安心当即从脖子上摘下她母亲送给她后来她曾想送给张铁军但最终没有送成的那只玉观音，她说：“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它一直保佑着我，也会保佑你的。”
    　　
    我吓了一跳，我知道这块玉石经历过的事情，说：“这是你妈妈特别送给你的，我不敢要。你妈就指望它能保佑你一辈子平平安安呢。”
    　　
    安心笑笑，说：“只要你平安，我就会平安。你平安了你就会保护我的，你会吗？”
    　　
    我还是没有接受这颗玉观音，但我当着售货员的面，腾出抱小熊的一只手，抱了安心。我在她耳边喃喃地发誓说：“当然，我会永远保护你，永远守着你，让你一辈子都平安！你信不信？”
    　　
    总的来说，我们出来这一路还是开心的。在昆明稍做逗留之后，在第三天的早上，我们换了火车，继续前行，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目的地——北邱。
    　　
    到达北邱后我们从车站步行去安心户口所在的西关派出所。虽然安心在北邱工作了好几个月，但那是一段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自闭式的生活，她连北邱市区仅有的那几路公共汽车都是从哪儿到哪儿的都不熟悉。这种小城市的街上，也见不到出租车。好在城圈儿不大，从东到西不过几条马路。我们途中还有意绕了一个小弯，路过了安心工作和居住过的那家建材公司。安心为我指指点点，告诉我哪儿是办公的地方哪儿是宿舍，她平时在哪儿吃饭在哪儿洗澡等等。我们从车站到达西关派出所一共步行了四十多分钟，因为轮流抱孩子，所以到了地方我们都有一点腰酸背疼。
    　　
    西关派出所在一座像是危房似的老式的院落里，院子把门的那间接待用的小房子只有十三四米见方，靠门的三分之一处还横着隔了一个柜台，来办事的人都挤在门口四五米见方的狭小空间里。我们等了半天才挤进门去，在人缝中靠近了柜台。柜台里有三位值班的民警，面目疲惫地应付着来这里落户、迁居、改名字，以及报案和投诉之类的各种公务。安心好容易轮到机会，抓住一个正要转身找杯子喝水的民警说了她要办的事情，那民警刚刚应了一声又被另一伙在菜市场打架斗殴跑来要求处理纠纷的农民缠上。我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心里烦躁但一点办法没有。
    　　
    我们挤在人群中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那帮打架的走了屋里才显得安静了些，安心也终于有机会被一位民警正式地“接待”。她隔着柜台给民警看自己的那个何燕红的身份证，说明她要结婚需要在这里开份证明。那民警先是问了些情况，诸如你有工作吗，你现在住在哪里之类，然后从后面搬出大本的户口“底票”进行查对，查着查着眉头皱起来了，满脸疑问。他问安心：你什么时候迁到这里的？安心说了大致的年月日。那警察又问：从哪里迁过来的？安心说从哪里哪里。警察刨根问底似的：当时为什么迁过来？安心支吾了一下，答：因为在这里找了工作。警察问：在哪里工作？安心说在什么什么建材公司。警察问：怎么又不干了？安心说后来到北京去了。警察问：对象是北京的？安心说：对。那警察抬起眼睛看我，又看我怀里抱着的孩子，不知道是问我还是问安心：都有孩子啦？我们都没答。警察也不追着问，低头皱眉看户口底票本，看了一会儿，说：你这户口不太对呀，我这个底票上怎么好多项目都没有啊？安心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装糊涂地说：不会吧，是不是我迁过来的时候你们没记全呀？警察合上“底票”本子，说：你们过几天再来一趟吧，今天办不成。当时给你办落户手续的民警调走了，我们需要把情况了解了解，你们过两天再来吧。
    　　
    我凑上去，说：“我们就是结个婚，您就给开张证明吧，我们还得赶回北京去呢。日子都定了，亲戚朋友也都通知了，您就帮帮忙吧。”
    　　
    民警摇头，坚持原则地说：“那不行，不光是给你们开不开证明的问题，她这户口底票不清不楚的，该填的项目都没有填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搞清楚，也是为她本人负责任嘛。下一步马上户口都要改成电脑管理了，她这情况这么不齐怎么往电脑里输啊？”
    　　
    在派出所交涉了半天，没有结果。我和安心抱着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那间“危房”。站在派出所院子门口的街边上，一时无话。
    　　
    我们筋疲力尽地站了好一会儿，我先开了口，说：“要不要找找熟人啊，看谁认识这帮警察，不行就送点礼什么的。现在别说结婚了，到火葬场烧人都得送礼，要不然就让你排好多天队，还不给你烧透了。这帮人吃的就是红白喜事。”
    　　
    安心为难地说：“我没有熟人呀，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
    我们都闷了声，一筹莫展，发了半天呆，我又说：“你干吗不去南德，找你原来的单位，索性就用你原来的名字在南德开一张证明得了。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何燕红这个名字吗，我听着也别扭，什么何燕红，跟个村姑似的。”
    　　
    安心叹口气，说：“我本来不想让我们队里的人知道我要结婚的，他们知道了也不会同意我用安心这个名字。上次潘队长到北京出差听说我还在用这个名字把我狠骂了一通，说我再不听话出了事局里概不负责。你不知道我们那种单位，大家都挺重视组织纪律性的。”
    　　
    我一下午都没坐下歇一会儿了，抱小熊抱得我两条胳膊都麻了，我不无气恼地问：“那你说怎么办！”
    　　
    安心想了半天，脸上也没主意，犹豫了一会儿，说：“要不然，要不然……咱们就去一趟南德？”
    　　
    去南德？我没想到安心会同意去南德，不由兴奋起来，连忙点了一下头，用总结性和决定性的口吻，说道：“好啊，那就去南德！”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北邱市的一家小旅馆里投宿。第二天一早出发到火车站，坐火车去了南德。南德比我想象中的规模要大，要新。从火车站一出来就能从一片低矮平房的房顶上，看到远处许多新盖的高楼大厦。南德的市政府、市人大、公检法的楼都盖得非常了得。但我不喜欢这些新建筑，我觉得正是这些外形大同小异做工粗糙不堪的高楼大厦，还有这些高楼大厦头顶上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和霓虹灯，把这个挺有文化的古城弄得没了味道。
    　　
    我们一到，就看到街上不少地方张灯结彩，有些喜庆的布置，一打听，才知道后天就是傣族的泼水节了。泼水节就是傣历的新年，是傣族人最最重视的节日。因为北邱不是傣族人居住的地区，所以看不出一点泼水节的气氛。而南德是一个以汉、傣和德昂族为主体，拉祜族、哈尼族和布朗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所以南德的节日格外多。
    　　
    我们没有流连于街头的热闹气象，下了火车先找住的地方。我看上了城边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幢由古旧建筑改成的旅馆，那旅馆的外观很有风格，而且门口便临着一条笔直的大街，街两面都是些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木制矮房。矮房使这条街变得视野开阔，而开阔的视野在感觉上又拓展了街的宽度。
    　　
    旅馆门前，栽种着几棵成熟的阔叶芭蕉，左右配以两块不算太小的绿地，绿地上有些久未修剪的灌木和自生自灭的花草。这些灌木花草非但没有起到绿化美化环境的作用，反而平添了几分破败之相。好在这古建筑的后景便是郁郁葱葱的南勐山，总体感觉很不凡，似乎我们几个人和这幢两层的小楼都已入画，成了南勐山一个随意的即景。
    　　
    我们走进旅馆才知道这房子竟然真是一处清代的古建筑，是光绪五年建成的一座宣抚司署，是云南省内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土司衙门。这衙门内部的建筑样式有点傣族的风格，外观却基本是汉式的。在这种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上，汉式的东西往往具有表现权力和威慑民众的功能。
    　　
    我和安心开好一个房间，那房间只有十余米见方，只摆得下一张母子床和一只小小的写字桌，每天却要六十块钱。大概其中有三十块钱是让我们住在这幢具有文物价值的房子里发思古之幽情的，还有十块是让我们观赏后窗风景的。我们一进屋就从这扇巴掌大的后窗看到了南勐山黄昏中的巍峨。
    　　
    安顿下来以后，就到了晚饭的时间。令人惊奇的是，这旅馆还设有替顾客看小孩的服务。我和安心专门去看了看那间“托儿室”，感觉还算干净，地上摆了些玩具，墙上贴了些卡通，我们去时屋里正有两个两三岁大的孩子在垫子上玩耍，不哭不闹。保姆是两个中年阿姨，为人热情，一见到小熊便顺嘴就来地说了很多夸奖喜欢的话，说得安心和小熊都有些喜不自胜。尽管夸别人的孩子对她们做阿姨的也就是念段生意经，但毕竟抓住了家长们的心思，当然无往而不胜。
    　　
    这间袖珍托儿所代看孩子以小时计费，每小时三元钱。如果需要喂饭的话另加三元，比起北京的物价，当属便宜实惠多了。我和安心又详细问了问如果吃饭的话都吃什么，听听也还不错，于是我们便把小熊托给了她们。小熊可能总和大人生活，平时缺乏伙伴，所以对同龄小孩非常好奇，对和他们一起玩儿有强烈的渴望。再加上两个阿姨不遗余力的甜言蜜语，并诱之以玩具和糖果，他居然有奶便是娘地让一个阿姨抱过去立即眉开眼笑宾至如归地玩儿开了，我们走的时候安心冲他摆手说再见他都没听见，尽管在阿姨的要求下他冲安心摇了摇手，但也是摇得形式主义心不在焉。
    　　
    我倒乐得这样，没有孩子拖累，可以和安心轻轻松松地上街吃饭。吃完了饭我就要求安心带我去重游她的那些故地，包括她在河边的宿舍、她工作的缉毒大队、她和铁军那套两室一厅的新房，等等，我全都兴致勃勃。
    　　
    对我的要求安心却表现得十分犹豫，她说咱们还是别去了。我们局里不让我不经请示擅自回来的，我去那些地方万一碰上熟人告诉队里和局里的头头我非挨骂不可。还是晚上回去先打电话跟潘队长联系上再说吧。
    　　
    我想她也太拿鸡毛当令箭了，一两年前的命令到现在还执行得这么一本正经，难道干公安这么几天就能被人管得一辈子像个机器？于是我极力怂恿：怕什么呀你，天都黑了，你低头走路我在后面跟着谁认识你呀。
    我们互相磨了半天嘴皮子，最后达成妥协：先找电话和潘队长联系，如果联系上了就按潘队长的要求办，如果联系不上，安心就带我乘夜色悄悄逛逛那些地方去。
    　　
    我们出了小饭馆，就找公用电话，打到缉毒大队的队部，接电话的是个安心陌生的口音，说潘队长不在。打到他家里，家里没人接，打他手机，说不在服务区。我问安心要不要找别人，比如钱队长。安心想了想，说：还是找潘队长吧，钱队长脾气大，要知道我不请示就回来了非训我不可。
    　　
    联系不上老潘。安心无可奈何地，带我去了我要去的地方，但由于时间和位置的关系，那天晚上我们只在她和铁军的那个临时新房的周围看了看。因为担心小熊，不能回去太晚，所以其他地方就都没能去成。
    　　
    我们回旅馆时小熊已经睡着了，我们谢了尚留在“托儿室”的一位值班阿姨，抱他回房。回房后我们也就睡了，这几天带个孩子从北京一路到这儿，我们也都累了。
    　　
    第二天上午，安心依然没能联系上潘队长，我们不禁都有点焦急了，整整一天无心出门，隔一会儿便出去打电话。安心怕队里的人听出她的声音，电话总让我打。到了傍晚突然接通了潘队长的手机，我们高兴极了，安心和老潘通话时显得有几分激动，她说队长是我呀，我是安心，我现在就在南德呢，我有个事专门找你来了。老潘显然对安心不经同意突然重返南德感到意外，我在一边听他们对话就能察觉到的。老潘问了半天她是怎么来的，来干什么，有什么事。安心就在电话里说了我们要结婚的事，说了我们想请南德市公安局给开个证明的事。
    　　
    安心说完我们的来意，潘队长在电话里沉默了半晌，然后让安心到缉毒大队去找他一趟。他说：你一个人来。
    　　
    挂了电话，我看安心脸色，问她潘队长是怎么说的，安心简单做了复述，情绪从激动转为低落，甚至有些忐忑不安。她让我带好小熊，待在旅馆，实在闷了想出去转转的话就在附近转转，别走远了，她说她很快就会回来。
    　　
    安心走了，我带着小熊在附近走了走。旅馆附近没什么商店，没什么好玩儿的地方，看着南勐山近在眼前，山上郁郁葱葱，透彻的绿色把人撩拨得不由不心向往之。这样美的山景在北京是看不到的。还有搭在悬崖绝壁上那家卖茶的小店，不知与我的想象有多大差别。但我只是抱着小熊，望山兴叹了一会儿，知道望山跑死马的说法没错。要是没有车，我们从这儿走到山脚下得走到天黑！
    　　
    小熊吭吭唧唧地，用不甚清楚的语言和哭腔，表示还想找那两个阿姨和那两个小朋友。他说要找什么“东东”还是什么“嘟嘟”，我听了半天才领会那大概是昨天和他一起寄托的另一个小孩儿的名字。
    　　
    我当然不能再花钱把小熊托出去，便竭力说东扯西转移他的注意力，扯来扯去小熊哭起来，怎么哄都不行。我只好带他回旅馆，把他带到托儿室，小熊马上不哭。值班的阿姨笑脸相迎，我都觉得这儿的阿姨那一脸笑容和甜言蜜语如同给小熊吃了鸦片，让他上了瘾好离不开她们。
    　　
    到晚上快九点钟了安心才回来，她脸色沉闷，见我站在旅馆的院子里抽烟，小熊在托儿室由阿姨带着，有点奇怪。我们把孩子抱走时我照规定交了钱，一回房间我就跟安心解释，说小熊不愿意跟我非跟那俩阿姨不可。安心说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这些天总带着小熊有点烦了？毕竟不是你亲生的。
    　　
    我明知道安心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情绪不好心情不顺，但我还是有点生气了：你这叫什么话，我跟你在一块儿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烦小熊了？
    　　
    安心说：杨瑞，这些天小熊这么麻烦你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我说的是实话，他不是你亲生的，你要烦他我也理解，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谢你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我的脸涨红起来，心里非常不舒服，我发泄道：我怎么可能对小熊不好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更像亲生的了。说实话他要真是我亲生的我绝不会这么惯着他。我这么惯着他全是为了你！我知道你希望我对小熊要特别好，要好上加好，我心里都知道！你对我爱不爱你无所谓，你真正关心的，是我爱不爱小熊！
    　　
    安心的脸变白了。她说：小熊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爱他！至于你爱不爱他，是你的自由，我不会硬要求你爱他的，更不能强迫你爱他。连你爱不爱我，我都不能强迫。
    　　
    我和安心以前也拌过嘴的，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对陈晓东。谁也不当真把气生到心里去的。这次争吵是我们第一次说了互相伤害的话，第一次把气生到心里去了。我一看双方的话都有些成心较劲儿了，就压住火儿，先住了嘴。而且我发现小熊好像有点听出我们吵架是为了他了，他愣愣地坐在床上不知所措，没哭。他紧张地看我们的样子反倒让我心里真的有点心疼他。我知道孩子已经快两岁了，大人的样子已经可以看得半懂，至少，他的大脑皮层已经可以记忆恐惧。而最危险的是，他还无法思考和处理这个记忆，这个未经思考和正确处理的情绪记忆一旦储存进孩子的大脑，说不定会影响他一生的性格和情绪反应的习惯，对他非常不利。所以我就住了嘴，先压住了自己的火气。其实我知道，赌气的话只要别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往深里说，往狠里说，等气一消很容易化解的。我也明白，唯一不好的，有可能留下阴影的，不是我们这次吵嘴的语言，而是它的起因。起因是为了小熊。
    　　
    安心也是个善于克制的人，我一住嘴，她也就不再说下去。我本想问问她刚才去找潘队长都说什么了，那事情到底办得怎么样了，但刚刚吵了架两个人的脸色都别扭着，也问不出口。安心搂着小熊脸冲墙，我背朝安心脸冲外，两个人黑着脸黑了灯，各自睡觉。
    　　
    第二天早上，小熊先醒来，从他妈妈那边爬过来，拱在我身上要穿衣服。平时大多是我给他穿衣服的，所以他一醒来就找我。安心也起来了，帮我一块儿给他穿。小熊挥着手在说昨天“东东”或许是“嘟嘟”的事，我嗲声嗲气地应和着他，安心没说什么话，脸上的气候却是晴朗多了。
    　　
    上午，我没来得及问安心昨天晚上跟潘队长是怎么谈的，潘队长就到旅馆来了。没错，潘队长正是一年前我在京师体校路口的街灯下，见到的那个老气横秋的人。安心把我草草地介绍给潘队长，潘队长也草草地和我握了握手，满脸倦容并不多话。安心叫我带孩子出去转转，我就抱着小熊出去了。我出去的时候听到老潘问了安心一句：
    　　
    “他多大岁数了？”
    　　
    我知道，这不是问小熊，是问我呢。
    　　
    我心想，安心的这个领导也管得太宽了吧，安心现在又不是警察了，他总不至于嫌我岁数小不让安心嫁给我吧。
    　　
    我抱着小熊，就在这个古色古香的旅馆里四处转悠。这是一座带前后两个内院的二层建筑。我看了一下立在院子里的一个原清宣抚司署的平面图，和现在的房间布局大不一样了。平面图上标着的正厅和大议事厅，已被分隔成若干间大小不一的客房，图上的粮仓、监牢等也不知去向，连门户的方位都变得面目全非了。这房子毕竟经历过数百寒暑，功能和间隔随着改朝换代肯定变了多少回了，这里也许做过军事指挥所，做过仓库，做过阶级斗争教育的基地，如今又变成了赚钱的旅社。
    　　
    从那张清代宣抚司署的平面图看，我们住的房间是原来的后宅部分。后宅的正房是那狗官宣抚司和他正房妻子的居室，两厢则是家人、小妾和仆人的用房。我们住的那间十来平米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的小屋位于正房的一角，可能是那土司老爷陈放烟榻的地方。
    　　
    我把小熊背在背上，在正房的原址上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算算这正房的面积，竟被切割成了十来间小客房和一横两竖的三条细长的走廊，也真算得上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了。
    　　
    在我背着小熊楼上楼下考古似的到处闲遛的大半个小时里，安心和潘队长就在我们那间小屋里关起门来谈话。也许是担心隔墙有耳所以他们谈话的声音一直压得很低，那声音低得让外面的人都以为他们在心平气和地谈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实际上他们的交谈自始至终都处于明显的分歧和严肃的争执中。安心和潘队长的分歧既是思想性的，又是年龄性的。他们是两代人。我一直认为，现在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世界观，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差别巨大！
    　　
    我所谓的年轻人指的还不是那种被称为“新新人类”的另类一族，而是指一般生理意义上的年轻人，如安心和我这样的人。我们也受过正统的教育，经过一个或数个工作单位的职业训练，我们不是那种无所事事、晃晃悠悠、生活支离破碎的性交爱好者，也不是那些把身体当块抹布，只看重自己的感觉，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的问题少年。我们从小也和那些中老年人一样，至少也不次于他们地熟知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理论和口号，以及四项基本原则、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大道理，但我们还是和他们不一样的。除了在纪律、法律和团体的规定下在某些场合必须做出同一个表情和同一个动作之外，我们和上一代人几乎什么都不一样，从里到外，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安心和潘队长在那间小客房里发生的争执看起来是事务性的，实际上与他们的年龄及世界观的差异绝对有关。潘队长不同意由南德公安局给安心开具结婚证明，他认为南德公安局无论是作为安心的工作单位还是作为她的真实户口所在地，都不适于出现在安心结婚手续的公开文件上。虽然毛杰这个案子已经时过境迁一年多了，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危险，但这是规定，这是组织上的规定。安心作为一位受到正式保护的人员，在未经请示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之前，谁也不能私自做主公开她的身份。另外，潘队长还严词禁止安心继续使用安心这个名字：“你在北京还用这个名字就已经不对了，再把它公开写到结婚证上就更不对了。你的这个身份证当时为什么没有交回来？你应该交回来交给局政治处封存保管。我要是将错就错批准你用这名字结婚我就等于犯错误啦，再说开结婚证明要到市局政治处去开，也不是我点个头就能开得出来的。”
    　　
    安心说：“您和政治处方主任不是很熟吗，您去找他说说开个结婚证明又不是什么大事，又不是什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事。我结了婚以后自食其力再也不给组织上找麻烦了还不行吗，我讨厌这么隐姓埋名神神秘秘地过一辈子！”
    　　
    老潘说：“方主任也没有这个权利，你是经局党委讨论同意并报省厅政治处备案以后才采取保护措施的，方主任是搞政治工作的，应该比我更讲原则更守规矩，怎么可能私下里一个人做主就把上级组织的决定给破坏了？除非局党委为你这事再讨论一次，把你的保护措施给撤了，把你这个被保护对象的身份给取消了，那我们给你开。不就是开个证明吗，不就是结婚吗，我们盖个章，证明你目前未婚独身，那是很简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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